耿飚的一封信改变“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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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耿飚将军研究会

    陈其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为此,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33个,大多是社会主义国家。1969年耿飚出任阿尔巴尼亚大使时,包括法国、英国在内,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为50个,英国还只属于代办级的外交关系。

    耿飚出任阿尔巴尼亚大使

    阿尔巴尼亚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岸,国土面积为28748平方公里。

    阿尔巴尼亚人,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古老居民伊利亚人的后裔,两千多年不断被欧洲强国侵占。在1944年11月29日,阿尔巴尼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并夺取政权,从而成为欧洲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阿尔巴尼亚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欧洲国家,在1949年11月就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60年6月,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大会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从而拉开了社会主义阵营围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会议期间,唯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希斯尼卡博力排众议,发言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正是因为阿尔巴尼亚维护了我国,赫鲁晓夫便对阿打击报复: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援助,并于1961年12月同阿断交。中阿两党在反修斗争中走到了一起。

    1969年中共九大上,耿飚被选为中央委员。因阿尔巴尼亚当时是我国在欧洲唯一的伙伴与战友,毛泽东决定派耿飚出任阿尔巴尼亚大使。5月6日晚,周恩来专门召见了耿飚,还告诉耿飚: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并要求耿飚马上赴任,尽快动身。

    1969年5月,耿飚来到了阿尔巴尼亚。在阿尔巴尼亚,耿飚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有求必允”,实际效果并不好。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援阿军事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超出了阿尔巴尼亚国防的实际需要……

    耿飚还发现,阿尔巴尼亚存在不顾本国情况盲目向欧洲发达国家攀比的思想。如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的中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黑白电视机都稀缺,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耿飚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深深的痛楚和反思。

    “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

    是谁提出的

    那么,是谁提出了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并大肆宣传的?

    1966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康生率在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贺电中,称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鉴于我国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与中阿关系的重要性,毛泽东还是签署了这封贺电。

    11月2日,康生率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毛泽东致阿党“五大”的贺电。从此,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一再重复并加大利用,称:中国是亚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马列主义红旗在空中飘扬,用两根飘带联系着,一根在北京,一根在地拉那。耿飚发现这些宣传,根本不是赞扬中国共产党,而是抬高自己。阿尔巴尼亚甚至利用“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这句话,逐渐发展到吹捧自己为:世界的社会主义明灯。

    耿飚发觉阿尔巴尼亚不赞成我国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反对中苏缓和,反对我国与美国接触。纯粹是唯我独尊。

    为此,耿飚决定向国内写信,要把这些情况如实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毛泽东明确表示:

    没有什么“明灯”,全是胡扯

    耿飚的信反映了几个方面的真实情况,但对是否直接报告中央和毛主席,他心里没底。因除了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有确切数字、确切实情之外,政治形态问题,有些只有端倪。

    为此,耿飚决定直接给乔冠华写信。乔冠华当时是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

    耿飚这封信长达19页,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把阿尔巴尼亚对我国的态度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调整。

    乔冠华收到信后,对耿飚大胆、如实地反映情况十分钦佩和赞赏,将此信上报给了中央。毛泽东看到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从此,毛泽东彻底认清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已不再适应当前的国际环境,对欧洲社会主义明灯之词,也明确表示了反感。1972年,我国考虑与德国建交时,就公开表示:“欧洲矛盾很多,局势很复杂,没什么‘明灯’,全是胡扯。”

    此后,我国外交战略实施大转移,外交重点放在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建交上,1970年到1973年间,欧洲就有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奥地利、德国等多个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也在1972年3月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

    1971年4月,毛泽东抓住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办的机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从而打开了我国与美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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