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铜虎，古越人贵族的随葬礼仪一瞥

郭亮

“铜虎贵提天子印，银鱼荣傍老莱衣。”

唐人罗隐有《送霅川郑员外》诗，尽管诗史将之归因为迎来送往的酬应之作，价值不高，然而以罗隐之诗才，并精炼之用字，依然不失为脍炙人口的好诗，尤其是上引颔联，更因其典雅对仗而成千古名句，至今仍为人吟诵不绝。

此联颇简易，用典亦浅，上联恭维对方的文治武功，“铜虎”者，兵符之谓也，盖汉时调兵所用符印多为铜制虎形，故得其名，后亦引申为官印；下联用老莱子彩衣娱亲之典，喻对方致仕之后，可回乡奉养双亲、一尽孝道。

无独有偶，株洲市博物馆内亦珍藏着一对造型精巧的铜虎，黄铜质地，虎呈伏姿，昂首垂尾，虽只半个指头长短，却是小巧灵动，栩栩如生，显示着塑造者细致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艺术水准。当然，此铜虎与调兵遣将的兵符无涉，更多的是一种装饰性器物，或者作为某种宗教信仰下的墓葬礼制，随同别的器物一并埋入地下……要明了这点，首先得从铜虎的出土往事谈起。

2007年5月，攸县文物局接到举报，网岭有人私藏一批铜质文物。当日，县文物局派专业人员前往，并与当地派出所共同调查。经查，攸县网岭镇宏市村村民罗某于2006年在鹅公岭建房开挖地基时，挖出一批铜器，并私藏一年有余。在反复的思想工作之后，罗姓村民最终同意将私藏的出土文物上交国家。经攸县文物局工作人员清点并造册，这批铜器共有19件，包括盉1、鼎1、钲1、蟾蜍1、虎2、牛2、斧2、锛2、凿2、铲1、刮刀1和钻1，并有砺石两条，显见是打磨这些铜器的生产工具。

接到攸县文物局的汇报后，株洲市文物局于2008年12月27日派出考古队到出土现场进行调查。文物出土地点位于攸县网岭镇宏市村仁和寺组鹅公岭罗某房屋左栋基础处，出土原址因房屋建成已被毁而无法清理。经罗某及其邻居们指认，这批铜质文物出土于长约3米、宽约1.5米的范围之内，器物距地表深约2米。在房前屋后及正在砌的围墙墙基上，还有4座土坑墓的墓口已暴露在外，周围还发现有两汉时期的砖室墓4座……经调查，鹅公岭一带系东周——两汉时期墓地，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发掘过一批东周越人、楚人和两汉时期墓葬，在现场调查并就铜虎等出土铜质文物与周边考古资料比对后，株洲市文物局判断，包括铜虎在类的这一批铜质文物，极大的可能为东周时期越人墓葬所出，只是囿于没有更多可资比对的相关材料，暂不能确定更为精确的入葬时间。

据佘意明《株洲文明史略》一书记载，商周时期，包括株洲地区在内的广袤的江南地区通称为“百越之地”，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土著人类则被称为越人，逐水而居，以种植水稻为生，并结成松散的部族联盟以抵御外来风险，而随着中原地区政治斗争的日趋血腥和扩大，有部分失势贵族转而向更为广袤荒蛮的长江以南地区徙居，带来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同时，亦带来了持续千年之久的文明大融合——土生土长的越人或者向更南的地区迁徙，或者被外来强势文明彻底同化，成为范围更为宽广的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出土于攸县鹅公岭的这批铜质文物正好反映了这种文明大融合：墓葬为长方形土坑，规制大小为典型的越人墓特征；出土器类多为两两相对的组合，契合越人死后以生前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随葬之习俗；出土的鼎之形制为敛口方唇、附耳垂腹，具有典型的越式鼎特征，大概流行于战国早中期，与同时流行的楚式敛口附耳带盖鼎十分接近，更可见其时的文明大融合。

与铜虎同时出土的这批铜质文物，以斧、锛、凿、铲、钻和刮刀等生产加工工具为主，配以两条砺石，一个铿锵有声的生产加工场面呼之欲出……而越式鼎等生活器皿则揭示了墓葬主人生前显赫的地位——鼎为礼器，非贵族无以享用——尤其是铜虎、铜牛、铜蟾蜍之类的小摆件，纹饰细腻，造型精美，铸工精湛，无不显示着墓葬主人生前的生活情趣，真实再现了彼时越人贵族在文化交融的大时代下的生产水平和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