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谋面的外公

外公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毕业照

周湘涛

外公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外公。很小的时候，我就被父亲送到湖南老家生活，1980年暑假，刚刚调回湖南工作的父亲，带还在读小学的我和弟弟去西安接母亲，我才头一次在外婆家看到外公的相片，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英俊，像周总理，给年少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外公原名王润仓，后来改名叫王涯佛，1919年7月出生在陕西省澄城县。曾外公是当地很有名望的乡绅，家境殷实。外公幼年读私塾，稍长到当时蒲城著名的尧山中学读书。1937年，还在读高中的外公，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介绍了很多人去延安，这些人中有些后来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因为外公积极为党工作，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将他逮捕关进了监狱。外公承受了坐老虎凳、吊打等种种酷刑，但他没有吐露一个对敌人有用的信息，保护了单线联系的党组织。后来，敌人劝他，只要登报声明退出共产党，就可以获得自由。外公想，只有出去才能继续为党工作，就假意同意。但这个声明却给外公的一生带来了巨大影响。

出狱后不久，外公考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前身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七七事变后西迁兰州）学习，毕业后到西安中学教书。1948年外公去延安工作，在我党主办的军事政治大学教书（原抗日军政大学），1950年从延安调回西北大学，任学校的马列教研室主任，同时兼任西安市民盟的主委，曾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外公对党忠诚，性格耿直，嫉恶如仇。1956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号召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作为民盟的主委，外公对学校党委书记脱离群众的作风进行了批评，并对当时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衷心希望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越来越好。他说，党就像是月亮，民主党派就像是星星，肝胆相照，携手共进，才能形成良好的发展局面。外公的一个老师出于爱护，多次劝他不要去给组织提什么意见，保自己要紧。但外公心底无私，他想的是为了党的肌体更健康，国家更好地发展，还是在很多场合表明自己的看法。

因此，“反右”的时候，外公便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残酷批斗，学校分配的四室一厅的房子被收回，换成两小间，月工资也由当时的150元降到110元。外公13岁那年就被家里安排娶了我的外婆，然后有了大姨妈和我妈妈，不幸的是，我妈刚断奶，外婆就因肺病去世了。外公后来又续娶了后来的外婆，并生养了5个孩子，这样外公一共便有了7个儿女，这点工资自然很难养活这样一个大家庭。我这个后来的外婆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100周年的时候，陕西省有关部门还给她颁发了在党70年的荣誉证书，当然，这是后话。后来学校又把外公下放到偏远的岚皋县劳动改造，那里条件十分艰苦，缺衣少食，外公受尽折磨，回到西安的时候，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外公有个弟弟在澄城县老家，叫王积仓，很多次骑单车走200多公里的崎岖土路，风餐露宿两三天，给外公家送来点粮食，让这个家渡过难关。让妈妈和姨妈们至今想起就泪目的是，叔外公到西安一趟，满身泥土，劳累不堪，还不敢多住，经常悄悄又回去了。这个勤劳善良的叔外公后来活到快90岁，寿终正寝，现在他还有很多儿女在澄城县。

在岚皋县劳动改造两年后，外公又回到西北大学，可学校却不再让他教书，把他分配到历史系资料室工作。1966年，“文革”爆发了，外公又首当其冲，学校造反派把他揪出来，说他是叛徒，隔三差五开大会批斗，拳打脚踢，戴高帽游街，但外公始终保持做人的原则，没有揭发过任何一个人，也没有卑躬屈膝去求过人，看管他的红卫兵也不得不佩服。在运动中，外公的大量手稿、珍贵书籍被抄走而不知所踪，家里唯一值钱的一辆自行车也被造反派骑走。在反复的揪斗中，外公也动过轻生的念头，但他想到自己的妻子和7个无辜的孩子，每次都在最后的时刻放弃了，继续默默忍受。

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西安市委公开为外公平反，随后外公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遗憾的是，在历次运动中，外公的身心备受折磨，平反一年就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此时的他还不到60岁。外公病逝后，西北大学为外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姨妈们还记得，来的师生非常多，尽管有近二十年的时光未在教学一线，可学生们都还记得他。

外公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一生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历尽艰难也从来没有放弃对党的信仰。在家里，他是慈爱的父亲，对儿女爱护有加，虽然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无时无刻不教育孩子们要爱党、爱国，要认真读书，要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如今，外公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他的孩子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医务工作者，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现在均已退休安享晚年。作为孙辈的我们，也要学习外公高尚的品格，坚定的信念，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来报效国家。

愿外公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