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透光镜 失传千年的“魔镜”之谜
文物名：战国透光铜镜 年代：战国中晚期 出土年代：1984年 出土地点：攸县湖南坳乡（现属宁家坪镇） 规制：直径21.8厘米，穿径1.4厘米，缘高0.7、宽0.2厘米 馆藏地：攸县博物馆
攸县博物馆收藏了一块战国透光镜，说起这玩意，古人充满了很多的掌故。
“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谓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予观之，理诚如是。然予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样光透，其他鉴虽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
北宋沈括著《梦溪笔谈》，记一生所见所闻，并有三分之一强的篇幅记述并阐发自然科学知识，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在国际上都具有广泛的影响。上引条文出自《梦溪笔谈》卷十九“器用”篇，记录了一块透光铜镜的诸多外在表征，并对其透光原理进行了科学分析。
按沈括之记载，所谓透光镜者，除了常规的镜子之用外，更有神奇之效果——如果将阳光对准镜面，镜子背面对着墙壁，就能把铜镜背面的花纹与文字完整地映射到墙上，如同光线从镜子背面穿透了镜体，再映射到了墙面，看起来极具神秘色彩。也正因此极具神秘色彩的视觉效果，透光镜被传到日本后，被称为魔镜，在江户时代曾广泛流传于上层贵族阶级之间，被誉为“国宝”，直至今日，也被日本政商界高层作为馈赠的贵重礼品，2014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梵蒂冈，即将一面“魔镜”作为礼物呈送给罗马教皇。
当然，沈括不是第一个将神奇的透光镜记载在书中的人，隋末王度有传奇《古镜记》一篇，叙主人公王度、王绩兄弟借古镜降妖祛疾事。古镜降妖祛疾之说，自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倒是文中对古镜形制之描述，“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可不就是沈括书中所记的“透光镜”吗？
遗憾的是，透光镜的制造技术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从北宋后就失传了，自《梦溪笔谈·器用》提过透光镜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透光镜在文本资料里出现过，再加上明中叶后玻璃制品不断传入中国，相比粗笨的铜镜，轻巧且廉价的玻璃镜子显然更为合用，铜镜也就逐渐退出中国人的生活舞台，更遑论铜镜中的珍品“透光镜”了。
幸运的是，古人的随葬之俗给了早就失传的透光镜更多的留存空间，这些年来，国内出土了多块具有神奇透光效果的透光镜，最有名的自然是上海博物馆珍藏的那块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汉代“见日之光”透光镜，连当年的周恩来总理看过后也大为叹赏，并指示博物馆工作人员研究其神奇的透光原理，只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一直未能取得突破，当然，这是后话。
除了上海博物馆珍藏的这块“见日之光”透光镜之外，他处博物馆亦有类似的透光镜珍藏，在株洲的攸县博物馆，亦珍藏着如此一件可以透光的透光镜。此镜系1984年攸县湖南坳乡（现属宁家坪镇）一村民挖土做红砖时发现，1985年文物普查时征集入馆，多次被外借展出，可以称之为攸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镜为圆形，面呈古铜色，锃光发亮，仍可照人，微凸，窄平边缘。镜背云雷地纹上饰龙兽纹为主题，内区主纹饰为3只首尾相衔、互相追逐、足踏祥云的神兽，外区主纹饰为神兽斗龙图——4龙6兽，分为两组，举爪龇牙，挟风携云，各显神威。镜背花纹在镜面隐然有迹，镜面在承受日光时，镜背图案能清晰地映射到对面的物体上，正是透光镜的典型特质所在。所以，尽管这块古镜在品相上来说远不如上海博物馆珍藏的那块“见日之光”透光镜完好，但其造型之生动、铸工之精美，无不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准，在整个湖南出土的诸多古铜镜中都算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更遑论还有神奇的透光效果呢？
关于透光镜的形成原理，沈括在书中也作出了自己的推测，“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意即铜镜铸造时的厚薄不均带来的光线反射投影的不同，这涉及光学上的曲率问题，以沈括所处时代的科学素养，自然闹不清这个光学曲率问题，也只能归因于铜缩的冷热效应了。好在沈括总算观察到了透光的效果是因厚薄不均引起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一些科学家，根据这一方向，经过大量的试验之后，终于成功复原出已在我国失传千年之久的透光镜，并弄清了其透光原理：要让铜镜出现透光的厚度，镜背除浮雕外，纹饰部位一般需磨至1毫米以下，而镜面平凹之间的高差则要控制在肉眼不可见的0.01毫米以内，以防止映像饰容时出现变形。这样一来，当镜面反射平行光源时，无纹饰部位的镜面相对较平，反射出的光为平行光或者漫反射光，而对应镜背有纹饰的镜面部位微凹，就会产生反射聚焦光效果，在各部位产生的不同强弱反射光的作用下，镜背的纹饰图案就被显示出来，并反射映照到白色的物体上……
弄清了透光镜的透光原理，再回到攸县博物馆馆藏的这块透光镜，据文物专家就其纹饰及规制判定，这方铜镜为战国中晚期作品，彼时铜镜刚由祭祀用品转向民用生活品，其高昂的造价和繁复的工艺也就注定只能是特权阶层享用的“奢侈品”，尽管现有出土证据无法证明这方铜镜是否就是随最初的主人埋入地下的，亦无从判定战国中晚期的攸县是否有能用得起如此奢侈的铜镜的贵族存在，但以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记，这样的透光“魔镜”在科学技术并不昌明的中国古代，无疑是极其难得的艺术珍品，既然我们暂时无法前去上海博物馆一睹国家一级文物“见日之光”透光镜的真容，那么，家门口这块品相稍微欠缺些的透光镜想必也能让你大开眼界，并默默赞许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手工研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