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缕风

那年8月，在田里顶着烈日割倒一片稻子的我，收到了村支书转交的师范录取通知书。抬起头，咸酸的汗水随风钻入眼角，一阵刺疼，背柴担谷挑石头拖板车压弯的青春，终于可以舒展一下腰杆了。

开学典礼，老校长豪情激扬：“祝贺你们以拔尖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你们十四五岁，小小年纪，就将成为国家干部，投身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这是多么不容易多么了不起的选择。我为自己能够拥有你们这样一群年轻的同行，感到骄傲和荣幸！希望你们，永远做一名责任的守护者！”

老校长这几句慷慨煽情的话，入骨融血，为年少轻狂的我补漏筑底。寒冬练笔，酷暑操琴，粉墨戏耍，面壁试讲，无问西东，神气飞扬。

师范3年的七彩时光，就像心，找到了初心，就像悔，找到了无悔，就像命，找到了使命，就像归，找到了回归。

毕业后，我分配到罗霄山下一所由集体养猪场改建的乡村学校。低矮的卧室，一床一桌一藤椅，一堆散乱的试卷作业本，都有老鼠检索啃过的伤痕。近处虫鸟闹腾，远处鸡犬对鸣。面朝大山，拨动吉他与寂寞，我依然憧憬，总有人间一两风，填我十万八千梦。我依然感到，山区教育，像青山一样沉甸，也像绿水一样柔和，值得用心用脑去做足课件。

节假日里，带着孩子们捉泥鳅、搞野炊、摘杨梅、赛山歌，骑着破单车翻山过坳去家访、劝学，帮助困难学生家庭收稻子、摘茶籽、捆柴火。山道弯弯，路边纠缠不清的荆棘，一次次在手脚刻录划痕，让我在大山沟很单瘦的日子里，一点点地磨光磨亮自己的个性。

几年后，县城学校需要充实年轻教师队伍，我奉命“出山”，从小山村调入县城。临走前，一位叫阿亮的男生送给我一套明信片，他在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老师，知道你要走了。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我卖掉了捡来的十几个啤酒瓶子和一捆废纸，买了这套最便宜的明信片送给你，不知你会不会喜欢。”

阿亮是一位遭遇意外的孤儿。早些年，因为一次激烈的纠纷，阿亮的爸爸一时气躁，挥起劈柴的斧子砍倒了妈妈，爸爸进了监狱，留下70多岁的爷爷与阿亮相依为命。过年前的一个大清早，爷爷挑着一担木炭下山逢圩赶集，卖了木炭买了些年货，回来时一不小心踩着烂泥打滑，摔倒在悬崖下。当我们找到老人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手里紧紧捏住二十多元零钱。

那段日子里，面对默不作声的阿亮，我一方面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给他购买油盐米菜等生活用品，另一方面我还发动班上同学，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帮助他一起做家务、干农活，为他分担幼小年龄难以承受之重。

我把这个故事整理成一篇散文《永远的牵挂》，发表在杂志上，很快被《青年文摘》转载。

那时没有互联网，乡下也没有电话。全国各地的热心读者、媒体朋友纷纷写信与我联系，并为阿亮捐款捐物，这个没有伞注定要奔跑的孩子，再一次笑迎朝阳，接纳温暖。

诗人席慕蓉在《青春》中写到：“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

这本书最值得留恋的，一定是责任叠加的活页。我就是带着这份当老师形成的光泽，考入省城。

一天，一位穿着粗糙的中年男子提着个旧皮包，站在办公室门口，他说自己是一所乡村小学校长，学校正在砌围墙，他自己几个月工资都贴进去了，还差3万元左右才能完工。开学在即，围墙不砌好，几百名孩子就存在安全隐患，这让他夜不能寐。

我看他满头大汗，倒了一杯水给他，请他坐下来慢慢说。没想到，他竟然热泪盈眶。他说在汽车站搞不清方向，搭错了公交车，折腾了几个小时，手忙脚乱中手机也弄丢了，砌围墙的事找了很多部门，但是没有任何进展。

我一边肯定他的良苦用心，一边安慰他稍安勿躁，并拿着他手写的报告协调有关部门，争取安排了3万元经费支持。为了不出意外，我又打电话与市县有关方面一一交代，确保到位。

至今回想，促使我帮助这样一位素不相识的乡村校长，以及校长背后那一群乡村留守孩子，就是内心那份驻守的责任。而这份责任，就是来自老师这份职业的历练和积淀。

就这样，我把当老师的体验、当老师的方法，带入了职业环境中。从当老师开始，我做过乐手，当过记者，编过教材，搞过科研，干过扶贫。我像上课一样上班，像做课件一样做策划，像改作业一样改材料，像家访一样走访，像扶差生一样扶贫困。

一曲心音化春泥，涓涓暖流润苍生。时至今日，已是一名教育公益人的我，将不遗余力守护青春延续的责任，呵护山区学子心底最柔软的阵地，就像一位诗人写的那样：我是一缕风，轻轻吹动你花开的梦，当阳光洒满你的窗台，那是我心底温暖的笑容。我是一缕风，默默陪伴你春夏秋冬，当平安快乐与你同行，那是我今生最深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