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湘东地区的客家移民潮

沿湘赣边境蜿蜒的罗霄山脉北上，依次有桂东、炎陵、茶陵、攸县、醴陵等县， 这一广袤的区域到处是崇山峻岭。明末，“棚民”活动其间，至清代初年，人数逐渐增加。他们以种植苎麻、蓝靛、药材为业。清朝宰相张廷玉在他的《请定安辑棚民之法疏》中说：“有曰棚民者……，其间失业之徒，沿缘依附，什百成群，刈苎沤麻，倚为生计。”

张廷玉所称的“棚民”，其实就是客家人，客家文化研究学者通常将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分为5次，而大规模迁徙到湘东地区当属第4次，即“西进运动”。其时，客家人因人口繁衍，生产资料贫乏，遂向川、桂、湘、台等地迁徙。

据《酃县志》（1994年版）记载，客家人迁徙到该县始于宋、元时期，明末、清初趋多，于康熙、乾隆之际形成高潮，一直延续到清末。他们大多数从广东的梅县、兴宁、五华、乳源，或从福建的汀州、上杭、连成、武平等地迁入。

在醴陵，间接有客家人迁居的记述。《醴陵市志》（1995版）的“大事记”载：“康熙十三年（1647），降清明将吴三桂反清，分兵住醴陵，建木城。由闽粤经江西来醴陵种麻棚民组织反清复明的麻棚军，配合吴三桂作战。”《攸县志》（同治版）记载：“迩来闽粤之民，侨居吴楚，自吉袁至楚南各邑县所在皆是。以为主户，而非土著，以为客户，则已无他涉。而其人又居山而不居泽，凿岗伐岭。”

这些记述清楚表明，当时的客家人涌入湘东地区已是普遍现象了。那为什么清朝的初期，在湘东地区掀起一股客家的移民潮呢？

首先是湘东地区具有独特的山地，适合客家人的耕种习惯。所谓“逢山必住客、无客不住山”，客家民系本是在闽粤赣三省的边境山区形成，他们习惯于垦殖山地。

其次是湘东地区长期的战乱，使得人口凋敝，为客家人迁入提供了空间。《酃县志》（同治版）记载：“（顺治）六年贼（指金声恒）踞王镇，屠戮过半。八年复被粤寇十三营烹杀几尽……十一年大师恢剿，知县傅继说召集哀鸿，历年仅得老幼1200人，逐无留余，以待缺额”；“粤寇十三营万余号红巾，贼陷城，知县徐鼎臣、于琨先后死之”。以万余兵力战一个山区小县，知县死之，平民死之，可见惨烈的程度。邻近的桂东县、桂阳县情况大体与酃县类似，《桂东县志》（同治版）有描述：“顺治五年，江西南昌金声恒、王德仁猝变，自永宁入据酃县（今炎陵县，下同）……余贼遁入桂阳、桂东，大肆杀掠。又有广东流贼王宗等聚众五千余人，裹红巾为号，入据桂阳县……饥贼杀人以食，屠割最惨，死亡过半。”茶陵县亦遭受“红巾军”铁蹄的践踏，只不过损失程度不及酃县、桂东而已。

醴陵“自崇祯十六年至顺治十一年，人民备受兵力、饥荒、厉疫诸劫，死亡过半，业荒无主”。康熙十三年（1674年）发生的“三藩之乱”，对浏阳、醴陵影响甚为严重。战乱造成满目疮痍、人丁凋零、田地荒芜。此时，“招民垦荒，以充国赋”自然是县衙的重中之重。这样的环境，为客家人的迁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平江县独善其身，明末清初的战火没有烧到这片土地上来。然而县境的东南有一大片没有利用的山地，于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伍士琪招广东、福建民于东南山区开垦，立名广福兴，编在第二十里，雍正七年入籍”。像平江县这样有计划招募、成建制屯垦、整体解决户籍，是湘东地区客家移民的一个特例。

第三个原因是“摊丁入亩”“和平安置”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为客家人的迁入扫清了障碍。对于客家移民来说，意味着取得当地的户口变为可能。这项制度各地实施时间尽管稍有差异，但基本在雍正年间执行完毕。

大量的闽粤赣客家人移入湘东地区，带来了另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客家人沿袭原住地的生产习惯，带来苎麻、蓝靛、番薯、玉米、油茶、药材等作物种子，推动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如红薯（番薯）的种植，“番薯出西洋，闽粤人来此耕山者……色黄味甘，食之疗饥，可以备荒。”红薯的推广，让千千万万的饥民得到实惠。油茶的引进与推广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在《攸县志》（同治版）记载中，志书将油茶归类于物产中的花属，排在山花之后，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史官们还没认识它的用途，另一方面也说明 ，在客家人迁徙到这里以前，土著居民并没有种植油茶的传统。

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客家人的迁徙也促进了工业的起步。比如“雍正七年（1729），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沩山（醴陵）发现瓷泥，租山开矿，招工传艺，创设瓷厂”。这仅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客家人颠沛流离、饱经风霜，客家人迁徙过程充满血泪和辛酸。一个移民潮对于一个区域来说，所带来的是一次冲击。移民与土著的融合，又会带来理念的更新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评价清初湘东地区的客家移民潮，其意义无疑是积极的。

原载“湘东文化”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