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一座湘东小城的千年文脉
暮色下的茶陵古城墙及其下安放南宋铁犀的亭子
李东阳祖居地高垅镇龙匣村的“相国第”牌楼
重修后的洣江书院正门
72岁的付寿贵，每日都会在茶陵古城墙下为游客义务讲解
嵌有“三大学士故里”石碑的“学士亭”外景
扫描二维码，跟着李东阳诗词深度游茶陵。
策划/李卉 张玉成 执行/郭亮 黄婷婷 李翰 张媛
“溪南溪北树萦回，洞口桃花几度开。枫子鬼来天作雨，云阳仙去水鸣雷。”
大明成化八年（1472年），时任翰林院编修、日后的大明首辅李东阳奉父携弟，南归祖籍茶陵扫墓。
一行人从北京出发，走水路沿京杭大运河直达扬州，再由扬州下长江至南京，盘旋数日后，仍下长江，逆流而上，经采石矶、小孤山、蕲州、黄州、武昌诸地而至岳阳，而后沿湘江南下抵省城长沙。在长沙逗留一段时日后，改陆路，一路跋涉至茶陵。在赏玩茶陵胜境云阳山后，李东阳写下了入境茶陵以来的第一首诗，而后重整行囊，向离城东北向30余公里的祖居砻溪中洲（现属高垅镇）继续前行。
此前李东阳从未来过茶陵。百余年前的元末乱世，李氏先祖随明太祖朱元璋征战四方，编为“戍藉”（兵籍），后戍守京师，故《明史》本传中有“以戍籍居京师”之说，李东阳自己亦言“楚人而燕产”。
尽管自出生起便居于京师，年轻的李东阳对茶陵却并不陌生，父、祖辈代代相因的血脉渊源将自身的来处投射向遥远的罗霄山脉深处，梦里家山近在跟前，又会在李东阳心中荡起怎样的涟漪呢？
东阳故里
茶陵县城东郊，洣、茶两水交汇处，河畔一块高地之上，耸立着一座七级六方、粉红料石砌成的古塔，便是有着“云州一柱”之称的笔支塔，因与城关东门隔江相望，故又有东门塔之称。
据茶陵本土文史研究人员段立新考证，当日李东阳返乡祭祖，即在云阳山下的洣水码头上船，悠悠行至此处，而后拐至茶水，沿纵横交错的河道逆流而上，直达砻溪中洲的祖居。当然，彼时的李东阳还看不到如今这座雄壮古拙的笔支塔，要等到200多年后的清嘉庆八年（1803年）才由时任知州高上桂倡议士民捐建，一则说是有助风水，二则嘛，旧时此处险滩暗礁颇多，于行船颇多不便，塔亦作航标之用。只是现今航运萎缩，一泓碧水之上，再难现往日樯帆林立的壮观景象，更兼连日晴热无雨，水量大减，行船亦属天方夜谭之举。好在路网交通发达，即连乡下亦是平直的柏油路四通八达相连，车行不过半个余小时，便到了当日李东阳一行的目的地——砻溪中洲，现行政归属茶陵县高垅镇龙匣村，此前称龙集村，因李东阳诗“我家龙匣水，滚滚入南溪”而更现名。
车停龙匣，一幢红白相间的古式牌楼跃然于前，上镌“相国第”三字，左右镌对联“乡神童一代儒宗诗领茶派韵馨古今 贤相国四朝吏政智纾时艰功昭竹帛”，并镌李东阳《茶陵竹枝词》数首点缀其间。当然，牌楼是近些年修的，最早的牌楼建于明正德年间，迭有翻建，据传旧时达官贵人骑马坐轿来此，必下马落轿步行而入方算恭敬，即便到了今日，当地村民仍有这样的习俗：娶新妇进门，得先进牌坊门，再进自家门；人老百年，灵柩也得先从牌坊下通过，再抬往祖坟地……显然对李东阳这位生长于异乡的族中先贤表达了足够的尊崇。
距李东阳当日返乡扫墓已经过去了500多年，曾有的遗迹都消散在无情的时光淘换之下，但也不是全无踪迹。据说李氏族人们至今珍藏着当年李东阳祭祖时手书“我家龙匣水，滚滚入南溪”的条幅，以及当年明皇室敕封李东阳之妻的诰命诏书，并有李东阳自编《怀麓堂集》清嘉庆年间的雕版400余块，同行的当地朋友说能联系到收藏这些“宝贝”的李氏族人，电话打了一圈儿，却未在村中，于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寻访者，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茶陵诗派
告别那方镌有“相国第”的牌楼，车行在平坦的村道之上，两边是平整而阔大的荷园，车窗摇下，热浪袭来的同时，亦有浓郁荷花清香。
龙匣四面环山，中间是条形盆地，发源于皇雩仙的雩水自东向南穿村而过，当地人称南溪，境内数百亩良田丰收全靠此水灌溉之功，如今为配合乡村旅游，大多改种荷花，绵延一片，煞是壮观。
起先我以为改种荷花是为了因应荷木坪之地名——荷木坪为李氏先祖墓茔所在地，李东阳有《荷木坪二十韵》一诗述昔日扫墓祭祖事——后面查资料方知，荷木坪之荷木与荷花并无关联，所指乃是一种常绿大乔木名，民间俗称木艾树，亦称木荷柴，耐火难燃，是很好的防火林种，旧时李氏先祖墓茔之侧遍植此树种，因而得名。按文献所记，现在的荷木坪大抵在去牌坊西北向四五里的山坡之上，只是年日久远，曾有的坟茔早无踪迹可寻，即连昔日满山遍野的荷木也不知所踪，李东阳诗中所言“燎帛荐馨香，树碑纪名德”的场景自也难寻分毫，徒让后来怀古者惝恍。
在茶陵，尤其是李东阳祖居地高垅龙匣，提到李东阳，多会自豪于李东阳“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的宦海传奇，亦乐于铺陈“巧答景泰帝”“智除刘瑾”之类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多出于文人笔记，很难说有多少真实性。李东阳晚年以大学士身份参预机务当然不假，但其施政取向一直暧昧不明，尤其是正德朝早期，大太监刘瑾把持朝政，同为大学士的刘健、谢迁等相继去职，李东阳亦曾提交过致仕申请，却被年轻的正德帝驳回，不得不依附刘瑾势力而周旋于朝野上下，甚至有过给刘瑾生祠写谀文的传言流出，尽管日后在剪除刘瑾的斗争中不无李东阳的暗中协助，但其阿附刘瑾的“黑历史”却无法洗清，时人讥为“拌食宰相”也非全无根由，前文所述“相国第”牌坊上所镌“智纾时艰”的说法多少有后人的拔高之意。
除了在政治上贵为内阁首辅之外，在治中国文学史者看来，李东阳所开创的“茶陵诗派”无疑影响更为深远。在此之前，文坛上流行“台阁体”，由当时的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首创，一味追求所谓的“雍容典雅”，多应制颂圣之作，内容空洞无物，却颇能反映彼时之太平盛世——自“靖难”而后，天下承平日久，颇有盛世之象——为执政者所倡，一时效仿成风，渐成流弊，比之宋时“西昆体”影响更坏。对此卑冗委琐之风，李东阳明确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得到许多门人弟子及同年、同僚的认同，又兼李位居高位、交游广泛，史载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可不及势利”，故有后世“茶陵诗派”之谓，文风为之一新，流韵所及，直启之后的“明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乃至日后的公安、竟陵诸派亦多从中汲取文学养分，其功之著，惠及后学多矣。
我非专治文学史者，难以判定李东阳之诗倡性灵的文学主张始于何时，仅从手头所掌握资料来看，至迟在《南行稿》中便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祭祖完返京途中，李东阳将这一路南行所写诗文汇编成集，收诗126首，文5篇，再加序一篇，即为《南行稿》集——尽管集中仍有不少诗文未脱“台阁体”之窠臼，即以此前提到的《荷木坪二十韵》为例，本述返乡祭祖事，开篇却是“恭言奉明诏，祭告返乡国”，首言皇恩之浩荡，“政治正确”得可以，继而叙返乡所见之景物并感怀先祖离家征戍之往事，而后言祭祖之实况，“良辰展樽俎，再拜扫榛棘”，紧跟着却又来了句“县令具牲醪，诸生走冠帻”，京官返乡，地方官趋附逢迎亦是人之常情，可也没必要写入诗中吧？
相较而言，同样编入集中的《茶陵竹枝词》（十首）则显得清新明快多了。前引“溪南溪北树萦回”句系首篇竹枝词，叙入境茶陵一路所见之景；其二“杨柳深深桑叶新，田家儿女乐芳春。刲羊击豕禳瘟鬼,击鼓焚香赛土神”篇，叙乡间春社祭灶事，极富民俗学研究意义，当然，此诗系李东阳听族中父老转述而铺陈成篇，因为李东阳抵茶陵时已是盛夏，自不能目睹春社祭灶之盛；其三“银烛金杯映绮堂，呼儿击鼓脍肥羊。青衫黄帽插花去，知是东家新妇郎”篇，叙乡间嫁娶事，击鼓脍羊，好不热闹，只是好像现下茶陵不大吃羊肉，倒流行吃狗肉，车行城乡之间，随处可见秩堂狗肉的标签，即连政务接待宴，也常能见到狗肉的身影，也是一大特色奇观；其六“侬饷蒸藜郎插田，劝郎休上贩茶船。郎在田中暮相见，郎乘船去是何年”篇，以闺中少妇口吻叙郎耕田中、妇主中馈的夫妻恩爱之道，且以俏皮、哀怨之言规劝丈夫莫要外出贩茶，不然一去多日不得相见，独守空闺的日子太过难熬——茶陵是全国惟一以茶命名的县，向有种茶之传统，尽管由于历史原因中断过一段时期，眼下又续上了，据相关数据统计，茶陵县现有茶叶种植面积6.5万亩，总产量2830吨，涉茶总产值达12亿元，解决就业6000人以上，带动农户增收4000余万元，竹枝词中的妇人若生在今日，当不至于担忧夫君外出贩茶……
类似这样生动而传神的乡村生活画面，在《茶陵竹枝词》（十首）中比比皆是，这一切都让居于京城的李东阳无比新奇，并一一录入诗文之中，很难说日后“茶陵诗派”之文学主张与李东阳的这次返乡之行有多大关联，但《茶陵竹枝词》（十首）中清新明快的乡村田园风光无疑是对当时流行之“台阁体”最大的反叛。
书院风流
从满溢荷香的乡间小道蜿蜒前行，拐入B58县道，不过数百千把米之遥，便可见一幢拱形石门形制的凉亭，石门上镌“学士亭”三字，内里有块刻有“三大学士故里”的石碑，系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任茶陵知州葆亨倡修，旨在褒扬茶陵“士勤于学”之民风。
“三大学士”者，除前文提到的李东阳之外，还有明文渊阁大学士张治和清协办内阁大学士彭维新，尤奇者在于，“三大学士”祖居都在这方圆不足十里的弹丸偏僻之地，尽管因现有行政区域划分，而分属于高垅和秩堂两个乡镇。除此之外，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祖居亦在去此三十余公里的腰陂镇石陂村（其墓至今尚存），在历史上都属广义的茶乡范围之内，茶陵人津津乐道的“一州形胜雄三楚,四相文章冠两朝”中的后句即指此也。
毫无疑问，茶陵虽是僻地，却有难得的文脉传承，据统计，自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至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共有2名茶陵籍文人点中状元，127人高中进士，加上已无法准确统计的举人、贡生、副榜、生员，人数之多，在中国南方十分罕见。
以近于“化外”的偏僻小县而有“进士之乡”之美誉，后世学人往往将之归因为茶陵独有的书院文化。两宋之交，北方持续动乱，南方则较为安定，北人纷纷南迁。地处要道、农业发达、社会又较为安定的茶陵，成为一些南迁者理想的客居地。据统计，茶陵69个姓氏，宋、元、明三代迁入的竟有47个。农耕社会，讲究耕读传家。迁入茶陵的各方人氏，为了提高社会地位，便纷纷创办书院，培养自家士子，以求读书入仕，功名显达。一时间，茶陵书院如雨后春笋，竞相兴起，据《历代茶陵书院》一书统计，茶陵历代兴建的书院（包括经馆层次的社学、义社）共38所，其中29所续办至清末。茶陵书院数量之多，宋代居湖南第三、元代居第二、清代居首位……
前文所提到“相国第”牌楼之后，如今是乡间寻常可见的砖混结构民居，在李东阳返乡之前，这里曾是享誉茶陵的杜陵书院的所在，据《垄溪李氏族谱》载，书院由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南雄司马李时珍之孙李祥淑倡建，时间约在元初，最初只是李氏族中子弟私塾，后渐招收附近乡民子弟入读，李东阳的五世族祖、“元明之际湖湘第一诗人”李祁即曾在此就读，致仕后又执掌书院多年。书院后毁于元末兵燹，存世虽仅八十余年，却培育士子百余人，其中进士3人，中举人者8人，名噪一时。
只是如今，大多的书院都如杜陵书院这般消失在时光的无情淘换之下，现今茶陵辖境内还有旧迹可寻的书院只剩秩堂的雩江书院——清乾隆时期大学士彭维新即出于此——大革命时期曾被改办为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校，培养了段苏权、陈志彬、刘长希、刘宗舜等一批杰出人物，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城区内另有2012年重建落成的洣江书院，明弘治十七年(1504)由时任茶陵知州林廷玉倡建，清初复修，为茶陵规模最大的官办学院，科举废止后改为州(县)立高等小学堂，“民国”年间改为茶陵、安仁、攸县、酃县四县联立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后为湖南省立第二中学办学场所，“文革”时期被毁，重修后的洣江书院为现茶陵一中的一部分，内设茶陵历史文化展厅，展示茶陵悠久的人文历史传统，基本复原了清末洣江书院的建筑形制。
悠悠古城墙
“溪上春流乱石多，劝郎慎勿浪经过。莫道茶陵水清浅，年来平地亦风波。”
在砻溪中洲的祖居，李东阳待了18天，而后启程北返，走水路经江西到浙江，而后在杭州登上京杭大运河的官船，一路直抵京师。在离境茶陵之前，李东阳写下了《茶陵竹枝词》的最后一首，叙茶陵水域风景之壮美，兼叹舟行之艰险。
洣水是茶陵的母亲河，这条自罗霄山脉深处发源的湘江一级支流，流经茶陵全境，哺育一代代茶乡儿女的同时，亦在无数文人墨客的吟咏中满溢诗意。在李东阳返乡之前的半个多世纪，明永乐五年（1407年），有明一代大才子、时为内阁首辅的解缙因事被贬广西布政司参议，上任途中经过茶陵，有《夜泊茶陵》一诗，曰“山绕荒村水绕城，蒻蓬藤簟水滩声。秋风淅沥秋江上,人自思乡月自明”，极赞月夜泊舟茶陵城下的美景。只是解缙到底外来过客，偶一经停，只着眼于迷人的山水美景，不像祖籍茶陵的李东阳，有族中亲友解惑，知道清浅可人的绝美风光之下，亦隐藏着无比凶险——即“年来平地亦风波”之谓也——甚至连茶陵人引以为傲的古城之筑造也险些因水患而中止。
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茶陵县令刘子迈奉湖南安抚使余嵘之命筑城以抵御郴州、桂阳一带的苗民起义，址即在今茶陵古城墙处，由于该城“东南枕江，水冲荡”，故而“不能城”，传说是洣水中的河妖作祟，刘子迈乃“括铁数千斤，铸为犀，置江岸，以杀水势”，而后“列木石其下，而土其上，城乃成。”当然，河妖作祟之说自是无稽之谈，“城乃成”的真正原因却是作为县令的刘子迈深谙建筑工程学——“列木石其下”是指在河水边缘一列列地打桩，再在一列列木桩间垒砌片石，固其石为河岸，便形成墙基，再“土其上”，也即采夯筑之法来夯筑泥土城墙，自不惧河水冲荡，“城成”也便在情理之中了。不过，也幸亏有河妖作祟之传说，历近800年之激荡岁月，当日筑成的城墙多半已倾圮不存，留存的部分也多为历代续修，早不复当日旧貌，惟有立于城墙下的铁犀仍是宋时旧物，悠悠诉说近800年来的风云变幻。
是的，我到了洣水河边安置铁犀的亭子边，远处是薄雾中偶露峥嵘的巍峨云阳山，面前是奔流不息的清浅洣江水，背后修葺复原的南宋古城墙予人以历史的沧桑豪迈之感……铁犀无语，一如多年静默的岁月，全不顾几个调皮的小朋友在其身上爬上爬下。亭中多是歇凉的旅人——溽暑如蒸，室外行走，不多会儿便满身臭汗，亭能遮荫，兼以河风拂面，正可熄汗歇脚——72岁的付寿贵亦在其间。在茶陵，付寿贵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自2006年退休后便担当起茶陵古城墙的义务讲解员，为往来游览古城墙的旅客义务讲解古城墙以及其下铁犀的种种，十数年寒暑不辍，已成城墙边上一道独有的风景。
见我们几个明显外地游客打扮的人入内，老人急急凑上前来，问我们是否需要讲解，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老人清清嗓子，开始用带茶陵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们解说，所叙无非古城墙并其下铁犀之种种，只用语极考究，文白夹杂，多用典，非一般旅游景点解说词那般平白如话，显经文人藻饰润色过，配合其虽有口音却异常铿锵的语调，恍惚有旧时私塾先生摇头晃脑、抑扬顿挫之诵读风韵。
我想，老者大抵可视为茶陵千年文脉滋养下的一个缩影——虽布衣芒屩，言行举止却自带诗书之风，恰如我初到茶陵县城，路边买水，视线却被马路对面的一家神台店吸引，店门外作展示的样品非寻常所见的佛具、香炉诸物，而是一块块规制大小不一的木制牌匾，通作长方体，红底金字，正中镌“天地国亲师位”六字，在此后的茶陵之旅中，车行城乡之间，视野掠过幢幢倒退的民居，不经意间总能见到堂屋正中的墙上挂着这块牌匾，有些还特设了一方神龛安放，走南闯北，他处亦可见此神位，不过多是红纸条幅所书，鲜见木制牌匾，更遑论以神龛安放者，即有，其出现频率也不会像茶陵城乡这般频密，甚而能养活处在县城最为繁华热闹地段的一家神台店……这是儒家子弟恪守的人伦传统，敬畏天地万物自不须提；“国”字此前应为“君”字，现代社会，“君王”之谓已不符历史潮流，爱国则为人所奉行之准则；亲是血缘纽带，慎终追远，莫不赖此；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乃有历千年而不绝的中国文脉之赓续……
或许，这便是茶陵独具特色的迷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