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先生是我们村的村魂。见面时,村里的人总恭恭敬敬地喊他一声曹先生。
起初,曹先生是教书的,具体在哪里教,不太清楚。很久以前的事,没有人过细问,曹先生自己也没有讲。
他回村时,年纪已大,老婆也不在了,眼睛也只有一丝光。他也不走远,只在家门口的铺弄子里走一走,听听村里的新闻,不发言,听了就走。
他做不得重体力活,我们只看见他斫过鱼草。因看不太清,他主要靠手摸。他面相慈和,十多岁时,我的耍伴神秘地说曹先生斫草时偷人家京瓜(南瓜)。但我偷偷去看过耍伴说曹先生偷京瓜的地方,发现耍伴应该弄错了。是瓜藤爬到已经风化的晒谷坪边,京瓜叶子下长有铁马根(铁线草),他要小心挪开一下瓜藤才能斫那个草,所以才被误以为偷瓜了。不过曹先生本人不知道有人怀疑他偷瓜,我也没讲给曹先生听,也没有去求证。
我在家时,常去曹先生家。他的房很长,窗子很小,光线暗,窗下放一旧木书桌,有一部老收音机,床架子上挂一把京胡。大多数时候,他听听收音机,偶尔拉一段“杨延辉坐公堂自思自叹”,听上去沧桑又悽婉。个中滋味,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个时候,村子中有点文化的都喜欢拜访他。比方书记、村长、村医师、村药师,都喜欢听他讲事,问他红白喜事礼仪,村中大事听听他的想法,迷茫时向他说说心事,他总能指点迷津。
我们村有个习俗,做红白喜事只请本姓的人主事,以表示本家族有人才。如请别姓的人,会被别姓看笑话。但曹先生不保守,无论哪一姓的人问他,他都教。无形中,我们都成了他的学生。
听说他是教育家周澍芬先生的弟子。周老曾赴日本泓文学院读师范,回国后在醴陵王仙永隆庵创办高等小学堂,军事家蔡申熙和国民党元老邓文仪都是他的学生。曹先生深受其影响,毕业后在学堂里当先生。特殊年代,很多书都被别人抄去了,但那些古文全在他肚子里。
有次我从他们那出来后,曹先生叹了口气,说他们已是日薄西山的人了,以后村子的事,要靠我们后生去搞。他说村子虽小,但也需要有文化的人。他家对门有个老药铺,这药铺的主人张茂光先生看病时只收有钱人家的钱,贫困人家看病他不收钱。不幸的是,走日本时,他被日本人抓走,下落不明。曹先生说这些事年轻人要晓得、记得。那时,曾经一直在办的村小撤了,曹先生很心疼。说我们这一代要设法恢复村小。村里要发展,就一定要抓好教育。
村里有个古庙,上了民国县志,也算是我们村的名胜古迹。以前,村子里的人问个凶吉,习惯去抽签。但后来给砸了,签簿子失无踪迹。曹先生组织几个老人,有的出钱买白布,有的抄签,他写签文,重新做签簿。小庙里里外外的柱子和门上的对子,他请家扬先生重写了一遍,还上了金粉。签簿子里面的诗文多是曹先生创作的。他饱读诗书,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劝村民做好人,行善事,耕读为本,警告村民不要作恶。经过改造的签簿,剔除了迷信的成分,成了村民的教化工具。
曹先生走的时候,似乎自己有预感。观音老母生日那天,庙里搞庆祝活动,全村老少都来了,还请来了花鼓戏班子。曹先生上午净了身,换了一身新衣服,在草蒲上五体投地拜了观音菩萨许了愿之后,就回家了。午后,大家就听到曹先生去世的消息。曹先生走得很安详,像睡着了。曹先生名家章,享年七十有余。
曹先生走后一二十年,他的村子也发生巨变。村小历经波折,保留了下来,成了美丽校园。他看到过或没看到过的小孩子也长大了,他们大多接受了高等教育,在五湖四海打拼,或是回到村里,支棱起了自己的事业。村子也串成一条长街,高楼林立,几乎家家有汽车。满垅的土地,重现生机。
我想,如果曹先生能看到今天的这一切,他一定会宽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