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兽面纹铜簋，与鼎成对的贵族祭祀礼器

文物名：西周兽面纹铜簋 年代：西周 出土年代：1976年 出土地点：株洲县（现渌口区）南阳桥乡 规制：口径22厘米，底座长20厘米、宽19厘米，通高26厘米，重4.25千克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簋”是个生僻字。北京有簋街，为著名的美食一条街，在其蜚声国内外之前，外人到此，难免会对路牌上的“簋”字犯上一阵嘀咕，拿不准究竟念啥。

其实，在古时，“簋”是个常用字，音gui，上声，特指古时中国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青铜制器皿，相当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大海碗，形制一般为圆口、双耳，后演化为祭祀或宴饮时所用礼器，通常以偶数组合与以奇数组合的列鼎配合使用，如《周礼》中所记，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

在株洲市博物馆内，藏有一件这样的铜簋，敞口平沿，鼓腹下垂，腹两侧置龙首形环耳，耳下有饵，矮圈足，方形器座，形制与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西周武王利簋相同，文物专家据此判定，此簋的年代应与利簋同时或稍晚，亦属西周早中期作品。

据《株洲文物考古文集》载，此簋之入藏颇具戏剧性，起先是1976年冬，原株洲县（现渌口区）南阳桥乡铁西村某村民在本村河边修堤时发现一大坨锈迹斑斑的废铜，村民无见识，次日便将其卖给了废品回购站，收购站将之送往县里的废旧回收公司的仓库，多年来一直在仓库里不见天日。直到1984年3月才由当时的县文化局派人拣选收回，参与收回工作的文物工作者饶泽民老师曾撰文回忆道：“株洲市四区四县有上百个废旧收购站。每星期一次将废品集中在湘江、渌江两河交汇的一个废铜仓库里，这里收集了堆积如山的金属碎块。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一次与朋友的串门之中走到了废铜堆上，因职业的原因，我的目光被那古朴独特的纹饰所吸引，心跳随之加快，是一块三千年以前的器物残片！经继续查找、拼接，发现这是一件珍贵的西周方座铜簋……”

也亏得饶泽民老师这次的无意串门，意外将这件珍贵的西周铜簋收入博物馆馆藏，不然，铜簋也将和别的废铜烂铁一样，早晚炼化成汁，再行锻造，再也找不到一丝在世存在过的印记。

簋之形制最早是盛放食物之器皿，其后才逐渐发展成与鼎搭配出现的或祭祀或宴饮用礼器，尤为特别的是，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件方座铜簋，纹饰精美之外，器内壁并铸有“作宝尊彝”四字，显见是为祭祀性礼器使用，而非日常盛放食物之生活器皿。相比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奴隶制文明而言，商周时期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区域还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日常多与大自然进行斗争，还来不及形成阶层分明的等级制度，用作区分等级高低的鼎、簋之类的礼器也无存在的必要。但是，随着中原地区政治斗争的日趋血腥和扩大，有部分失势贵族转而向更为广袤荒蛮的长江以南地区徙居，带来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同时，亦将等级森严的礼制搬到自己的徙居之地，并进而影响周边的土著聚居群落，据《株洲文物考古文集》记，株洲市文物局专家曾对渌湘交汇区域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梳理，发现这些器物主要沿湘江右岸和湘、渌两水夹角地带成现状分布，这证明这里土地肥沃，又处交通要道，人口有了一定的密布，农业和手工艺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阶层和阶级的分野已经有了明显迹象，鼎、簋之类的礼器出现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回到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方险些被送进熔铸炉的西周铜簋，当年的文物工作者在打探到此物最初的发现地点后，曾对发现地点进行二次发掘，未见其他器物，文物工作者判定应属于窖藏物，而非像中原地区所出土类似青铜器皿那样多出于墓葬之地。对此，有学者认为，此簋应该是某次祭祀之后的埋藏物，簋之形制并纹饰是典型的中原产物，其主人可能是通过战争、交换、族群迁移等方式将铜簋带入南方，将其单个埋藏又属于典型的越人埋葬青铜器方式，正可见其时中原文明与本土越文明的相互融合。当然，这也仅仅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猜测，还需更多的出土文物来佐证。

不论这件“身世”离奇的铜簋还有多少未解之谜，但铜簋之精美却是毋庸置疑的，资料载，铜簋发现的当年，就被调往北京参加全国拣选文物精品展，次年又与著名的班簋、四羊方尊、醴陵象尊、宁乡“铙王”一道远赴欧洲，向世界展示中华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就在笔者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这方铜簋仍被借展在湖南省博物馆，预计九、十月份“回家”，届时，读者诸君可去株洲市博物馆一睹其芳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