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长沙国的“五铢”铜钱范看攸县的铸钱往事 郭亮
文物名：汉“五铢”钱范 年代：西汉 出土年代：1986年 出土地点：攸县网岭镇里旺村双江口河畔 规制：通长20.5厘米，宽6.9厘米，厚1厘米，重901 克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带有外郭的西汉五铢钱实物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
诗圣杜甫有《岁晏行》一诗，叙安史之乱后百姓的苦难生活，官府横征暴敛之外，更有不法豪强，在官府的默许下私铸铜钱，杂以铅锡等不值钱的金属，在不对等的交易中牟取暴利，疯狂掠夺底层百姓本就所剩无几的田产资财，前引诗句即叙此事。
诗句中所言“刻泥为之”是指古时铸币之工艺流程，事先用泥刻模，再进行翻铸，所刻之模称为钱范，起初为泥制，后随着工艺的进步，钱范之取材也更为广博，铅、铜等金属类钱范也被广泛运用。
由于铸币权关乎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自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起，朝廷便将铸币权收归国有，并设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主持其事，不许民间资本染指，尽管历朝历代皆有不法豪强私铸牟利，但只要查获，基本就是杀头的罪过，像杜诗中所谓默许私铸的现象，正可说明安史之乱后中枢朝廷对地方豪强控制的弱化。
在株洲市博物馆内，馆藏有一件西汉年间的五铢钱范，1986年出土于攸县网岭镇里旺村双江口河畔，长方形制，中有一道四槽直贯首尾，当为浇注槽模，左右各排列有钱模6枚。阴文反字，钱文“五铢”，正是西汉中后期通行货币五铢钱的铸造模具钱范也。不特如此，在攸县网岭周边还发现了好几块类似的五铢钱范，形制虽有差异，但通是五铢钱范无疑。那么，问题来了，本该由中枢朝廷一手掌控的铸币专用的钱范，何以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攸县，且数量颇多，或者说，在西汉的某一历史阶段，攸县也曾有不法豪强私铸钱币来牟取暴利？要厘清此疑团，还得从五铢钱的铸造背景开始谈起。
■五铢钱简史
汉初建政，经济衰败，货币严重贬损，流通非常滞缓。朝廷在寻找原因时，“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又在文帝五年（公元前175）颁布了《除盗铸钱令》，免除了盗铸钱者的法律责任，准许私人铸造荚钱，企以解决“秦钱重难用”所造成的钱币供应不足的问题。
这样做固然增加了货币的流通性，但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有能力铸钱者只能是拥有矿山资源及巨额资本的贵族豪强，铸造过程中偷工减料不说，甚至将收取的百姓的铜钱用锉刀锉刮铜屑，再去熔铸新钱，做到几乎可以毫无成本的“钱生钱”，长此以往，通货膨胀自然难以避免，《史记·平准书》中所载“於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的贫富悬殊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极有可能出现秦末农民揭竿而起的那种动乱局面。
有鉴于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决心“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即利用币制改革把这些贵族豪强手里的大批量财富转移到朝廷税收中来。当然，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有时候还会走回头路，终汉武帝一朝，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并最终彻底解决了困扰大汉近百年的私铸、盗铸问题，同时也让日后的西汉财政收入变得日益富足（详见《财政中国三千年》一书），本文所叙五铢钱即第四次币制改革的产物。
铢，古度量单位名，为旧制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五铢钱者，意重五铢之铜钱也，在此之前，也曾颁行过三铢、四铢（当半两）等钱币，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钱币都未能起到遏止私铸、稳定物价的作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下诏，“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五铢钱被确定为新的法定货币单位，此为五铢钱制之开端。
相比此前颁行的三铢、四铢钱，汉武帝在五铢钱的铸造标准上颇下了一份苦心，《史记·平准书》载，“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焉。”钱有文字的一面为上，相反的一面为下，“下”指的便是钱背，“周郭”则指钱的圆边及其方孔凸起的轮廓，这样可以避免私铸者轻易磨取铜钱上的铜屑，即加大民间盗铸的成本，从而让盗铸者自己放弃盗铸。
五铢钱颁行之初，铸钱的诸郡国还能遵照朝廷颁布的法定重量来铸造五铢钱。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不法的郡国、富商大奸，利用手中掌握的铸币权和铜材，铸钱不按法令行事，钱大多重量不足，大量铸造不足值、轻小而劣质的五铢钱流放市场，再一次引起市场货币交易与流通中的混乱，货币市场的混乱，又一次引起政府和朝臣们的注意。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以“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之故，
开启第五次币制改革，“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即在都城长安建立一个由中央政府掌控的五铢钱造币厂，铸造一种边缘磨砺成色泽紫红的精美五铢钱（史称“赤仄五铢”），以与其他郡国所造的五铢钱区分开来，且硬性规定一比五的兑换比例，官用赋税，皆用赤仄五铢结算。
遗憾的是，这次改革仍以失败而告终。赤仄五铢因其精细的制作工艺，注定不能大批量生产，而郡国五铢虽然制造粗糙，但胜在量大，故市面上流通的仍是大量粗制滥造的郡国五铢钱，且由于赤仄五铢比值过高，民间有实力的仿造者亦纷纷打起主意，假冒伪劣的赤仄五铢也充斥市场，最终造成“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的结局出现。
尽管这次币制改革失败，但汉武帝在位的数十年里南征北伐，威望大增，各诸侯国也在中央政府的压制下实力大为削弱。在此有利条件下，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开始了最为彻底的第六次币制改革，在废止赤仄五铢的同时，下令“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所铸之钱亦重五铢，称“三官五铢钱”，即将郡国铸币权收归国有的上林三官，且将此前流通的各种货币悉数运抵京师销毁重铸，并将主要的铸币材料铜收归国有垄断，民间不得开采，从根本上杜绝了民间的私铸，困扰西汉近百年的私铸、盗铸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
■五铢钱范何以在攸县出土
由上文可知，自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诏令“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始，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禁郡国铸钱止，短短五六年时间，全国各地铸造了不少郡国五铢钱，株洲博物馆馆藏那件五铢钱范极有可能就是彼时的郡国所铸五铢钱所用的钱范，出土钱范的攸县网岭左近，便是彼时郡国铸钱的铸币厂所在。
考诸史籍，元狩五年至元鼎四年，湖南地区正值长沙国定王发子康王庸（《汉书》作“戴王”）在位期间——其于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嗣长沙国王位，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卒，在位27年——史载康王庸在位期间，长沙国“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有钱到粮食都吃不完，任其腐败，物产丰饶之外，未始没有法令允许的铸币之功。
株洲市博物馆馆藏的这件五铢钱范，1986年出土于攸县网岭镇里旺村双江口河畔。无独有偶，在攸县博物馆亦馆藏有三件类似的五铢钱范，其中两件系当地公安部门查抄，一件自攸县网岭里旺村藏家处购藏入馆，当地文物部门专家判定，此三钱范与株洲市博物馆馆藏钱范同出一地，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而不知其具体出土位置，在随后的田野调查中，有居于里旺村的老人反映，这些钱范都出土于古河道边，附近有炉渣、废铜等诸多冶炼遗物……(见《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六辑《攸县汉代长沙国铸五铢钱考》）古河道边铸钱，地下有大量做背范用的粗沙，地面又有较细的黏性泥土，这就为制范就地取材提供了方便。同时铸钱用的木炭铜铅等原材料，也可由攸水运到铸钱场，而铸出的钱，又可经攸水、湘江运往郡国各地。
种种迹象表明，网岭里旺村的古河道边，在汉武帝时期，曾经存在着一个规模不小的铸币厂。尤为重要的是，网岭里旺村还是湖南地区所发现的五铢钱范唯二能确定确切的出土地点之一，另一能确定出土地点的为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两套西汉五铢钱双合铜范，1977年8月出土于攸县柏树下公社凤塔大队，不过，这两套钱范与出土于网岭里旺村的几套钱范在形制上差异较大，专家判定属民间盗铸造物，而非郡国官方造物——详见《攸县汉代长沙国铸五铢钱考》一文，此不赘述——也即是说，网岭里旺村的河道边，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长沙国的官方铸币机构所在。
另据《湖南省志·地理志》载，攸县盛产铜铁锡等有色金属，正是铸钱的重要原材料之一，这也给长沙郡国在此兴建铸币厂提供了又一个佐证。再考《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郡国铸五铢钱时攸县正当攸舆侯刘则的攸舆侯国时期，刘则系长沙国定王刘发子，与长沙国第二代国主康王庸为亲兄弟，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封攸舆侯，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犯事被诛，国除，复攸县。尽管史籍中对攸舆侯刘则的记载颇少，但从其犯事被诛的终局来看，绝非乃父、乃兄那样的善与之辈，行为出格是再正常不过之事，既有法令许可的铸币之权，自然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故在辖境内挑选一地为铸币工厂，为自己的攸舆侯国以及名义上的宗主国，也即乃兄刘庸的长沙国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富——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在刘则封攸舆侯之前，现攸县网岭里旺村古河道边便有了类似的铸币工厂，毕竟文帝朝时就颁布了《除盗铸钱令》，免除盗铸钱者的法律责任，而自己的父亲长沙国定王刘发尽管在历史上以纯孝闻名，醉心黄老，并无政治野心，却也有过在朝见汉景帝时婉拒景帝“称寿歌舞”的邀请并发出“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的牢骚的“黑历史”（事见应劭《汉书集解》），“国小地狭”是当时的政治现实，不容更改，那么，在封国之内多擢取些钱财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舒坦一些总不为过吧——此时的长沙国国主康王庸基本延续了乃父刘发“无为而治”的治国理政风格，任民发展，当然也包括治下的各侯国，这其实也是一种自保手段，汉武一代雄主，自然不喜底下的封国王侯太过拔尖，既有刘则这样的“愣头青”在辖境内铸币得利，所得也并不少自己的那份儿，又何苦再辟新的铸币机构大把搂钱以惹得雄猜阴鸷的皇帝陛下不高兴，也就乐得“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了，这也能解释为何湖南地区所发现的五铢钱范能明确出土地点的只有攸县网岭里旺村一地（柏树下公社凤塔大队出土为另一形制，前已说明，此不赘述）。
回到株洲市博物馆馆藏的那件五铢钱范，自是出于刘则任攸舆侯时所铸，时间则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之间，至于元鼎四年武帝下禁郡国铸钱之令后有无盗铸则不得而知——史载刘则是因“篡死罪囚”事发被诛，亦不妨大胆想象“死罪囚”是否就是盗铸者。
随着禁令的下发，到后面刘则被诛除国，曾经给郡国带来源源不断财富的铸币工厂被废弃，熟练的产业工人也流落四方，或另择他业过活，或被不法豪强所聘，暗地里仍干着盗铸的活计——如临近的江西萍乡曾出土一件五铢钱范，还选送参加过江西省全省的“建国以来文物成就精品展览”，据湖南省博物馆专家判断，其形制与出土于攸县柏树下公社凤塔大队的两套钱范如出一辙，当为之后其地的豪强大贾盗铸之钱范——斗转星移，人事沧桑变幻，这原本伫立于古河道边上的铸币工厂也完全被世人所遗忘，直到2000余年后陆续出土的五铢钱范，才渐渐拼凑起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财富与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