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岁月

石少华

小时候第一次看到粮票，我就被它漂亮的图案吸引了，一沓花花绿绿的小纸张夹在父亲的粮本里，显得十分醒目。

与靓丽的外观比起来，粮票更重要的是其实用性。那时候，买包子、馒头、糕点都需要粮票，去饭店里吃饭吃面更是离不开它，甚至还有过拿着钱但没有粮票所以吃不上米饭、买不了馒头、包子的窘况。

出门、出差除了带钱，粮票也是必须带的。当时，国家对城镇居民和职工的粮食实行凭证定量供应，我父亲出差、回老家或家里日常支出需要的粮票，都是由单位开证明，到粮店冲抵家庭粮本上的定额后领取。农村人几乎看不到粮票。粮票在当时是非常值钱的东西，若有人送粮票，那可不是一般的礼物了。

上学后，父母上班，没时间管我的一日三餐，有时就给点零花钱、粮票，自己解决早餐和中餐。粮票在手才知道，原来我们平时使用的是在全省范围内流通的地方粮票，由省粮食局印发，面额为0.1、0.2、0.5、1、2、5、10市斤。全国粮票是我无意中发现的，有天去国营饮食店买包子，营业员给我找零钱后，还得找粮票，在抽屉里摸索了半天才找到，口里还喃喃自语：“这是张全国粮票。”显得很不情愿。后来了解到全国粮票由国家粮食部发行，在全国通用，面额分0.5、1、3、5、10市斤。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时，需要经常入农户家走访、蹲点。当时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干部在农民家吃一顿饭，必须付五角钱、半斤粮票。那时农民生活都比较困难，但看到我们这些派下来的干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组织生产，都纷纷热情邀请我们上他们家吃饭，虽然都是素菜淡饭，但干群之间心里都是热乎乎的。饭毕，我们都按规定付费付粮票。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干部拗不过一位鳏居老人的执意，在他家吃面条。老人的面条搁在室内搭在房梁上的几块木板上，老人搭梯子拿下来、下好，端到我的手里时，我看到面汤上漂浮着一层黑点，仔细看，是虫子。原来老人舍不得吃的面条，都已长虫了。我内心暗暗叫苦，但还是闭着眼睛，把一碗面条吃完了。走时，我和那位干部在规定的付费标准上，各自主动多付了半斤粮票给老人。

工作几年后，我带着平时留意积攒的全国通用粮票出外旅游了一趟。虽说那时候百姓吃饭问题已开始得到解决，但在饭店吃饭还是要收粮票。因为我付的是全国通用粮票，遇有找零时，也要求营业员找全国粮票，实在没有全国粮票，找的当地省份粮票，我都尽量把当地省份粮票用出去，因为出了这个省，在其他省就无法用了。那一次，我横跨了五个省，手头的当地省份粮票即便我紧用慢用，还是有一些面额小的不同省份的粮票没用出，权当留作纪念了。

1992年，我国南方的改革一马当先，如火如荼，粮食连年大幅增产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至国家还没宣布废除的粮票在南方多个省份形同虚设，大家不需去粮店买米，饭店吃饭也可以不付粮票了。有的还拿节余粮票来兑换塑料盆、高压锅之类的小商品。这一年我去北京出差，当时首都不少饭店吃饭还要付粮票，让我很诧异。即使我说尽好话，愿意多付钱，饭店都不肯接纳我这个没有粮票的客人。没想到第二年即1993年，国家就宣布取消粮票，凭粮票吃饭的时代彻底结束。

年岁渐长，爱回首往事；朋友小憩，忆蹉跎岁月。有同学说他年轻时就是想在粮店找一个对象，有饭吃，但最终阴差阳错，没有对上象结成眷属；还有朋友说，他母亲是农村妇女，父亲是井下矿工，全靠他父亲每月54市斤的粮食指标养活全家五口；另一位大姐说，她当年参军到了部队，提干后每月粮食定额是45市斤，吃不完的，她就开出粮票寄给了家里。80年代末，她转业到地方，粮食定量只有每月27市斤了。

我岳母生前常念叨我岳父，在省城当官却常从家里拿粮票。那时干部每月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7市斤，我岳父交际广、出差多，一个月的定量往往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我岳母及全家几口人在株洲市的一个大型国营企业工作，每个人的粮食定量都比我岳父高，每月的节余于是便成了我岳父的补缺。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如今的粮票，已成了收藏者的新宠。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它承载着每个家庭走过的日子，见证了岁月的变迁和国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