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界碑，株洲现代工业文明的见证者 温琳

我们知道，株洲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首批重点建设的8个工业城市之一，曾创造新中国工业史上的200多个“第一”，株洲这座城市也一度与现代工业文明划上等号。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株洲就开启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滥觞。在株洲博物馆“神农遗韵”株洲历史文物展的“东方鲁尔之梦——1936年后株洲工业建设”展厅里，陈列着一块石碑，上刻楷体“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界碑”字样，这块石碑即是株洲现代工业文明的见证者之一。

石峰区发现石碑

2013年9月，株洲市文物局根据群众提供线索，在石峰区九郎山村发现两块石碑，据考证这两块石碑是民国年间的，上面皆刻着楷体“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界石”的字样，博物馆展厅里的石碑即是其中之一。

不止两块石碑，考古专家在石碑附近还发现办公房、厂房车间、发电厂、宿舍、食堂和防空洞等遗址、遗迹。其中，办公房已毁，但房基保留较完整。厂房面积约6万平方米，系单层砖木结构，共分六排，呈纵向排列，新中国成立后曾被湖南储备物资管理局三三六处征用作为仓库，后被拆毁。发电厂位于旧址北部，现已毁。总厂宿舍、食堂位于旧址东南部，现仍在使用。防空洞则位于吴家大岭东坡，两大一小南北排列，最北的大洞保留现状，为砖混结构，成人可直行进入。

据考古专家考证，这些都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的组成部分。

据史载，1936年，经民国中央政府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等部门商定，成立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公司在上海设装配厂，在株洲筹建总厂。总厂选址在原粤汉铁路（今京广铁路）报子亭车站附近，即现在的石峰区井龙街道办事处九郎山村，占地逾13.3万平方米。

曾与奔驰合作

株洲最早与现代汽车工业联系在一起，可以追溯到1920年。当时，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发展自动车工业”的构想，并提出在株洲至郴州沿在建的粤汉铁路选址，可惜未能付诸实践。

上世纪三十年代，经过多年的建设，株洲已经成为中国南方的交通枢纽。在当时全国铁路少得可怜的情况下，连接株洲的铁路已经四通八达。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1937年浙赣铁路全线通车，1938年湘桂铁路衡阳至桂林段通车。三线交汇，株洲可直达两广、湖北、浙江，抗战后的株洲更是成为进出大西南后方基地和连接抗战前线的交通枢纽。

据《战争与工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一书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曾养甫认为，中国单纯依靠进口汽车，不仅花费巨大，而且“一旦海疆有故，且恐因无法入口，交通上发生严重问题”，乃建议创办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曾养甫如此写道，“1935年间弟奉委座命以商业化方式创办汽车事业，于次年组织成立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可见，这家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是在蒋介石的直接支持下成立的。

1937年2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在九郎山下破土动工。当时的国民政府与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由奔驰汽车厂派出以主任工程师冯格腾为首的20名专家来华协助建厂，同时，德国奔驰出资4000万马克，获得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35%的股份。

据专家考证，株洲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汽车制造企业。

因战争迁往外地

这个位于株洲的“中国汽车摇篮”，曾被寄予厚望。1937年2月，大批从德国引进的汽车底盘从粤汉铁路源源不断地拖到株洲，进行组装。中国产的第一辆2.5吨载重的柴油汽车（奔驰军用卡车）即从这里出厂，标志为中字外加一个圆圈，所以又有“中圆牌”之称。

1937年，日军开始全面侵华，随后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分厂将大部分技术人员和设备搬迁到株洲总厂。次年，日军进逼湖南，株洲总厂多次遭飞机轰炸，被迫将一部分设备迁至重庆，称华西分厂；一部分迁至香港九龙，称南华铁工；一部分设备运往桂林良丰，建成华南分厂。总公司则由上海迁往香港，1941年香港沦陷后，总公司机器设备被日军拆运到了日本。

包括现代汽车制造业在内的株洲工业，因日军的侵略而受阻，但现代工业文明的种子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并在日后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文物名：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厂界石碑

年代：中华民国

出土年代：2013年

出土地点：石峰区九郎山村

规制：面宽23厘米，背宽21厘米，厚15厘米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