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茶陵征兵制

明初，茶陵奉行朝廷垛集令，实行垛集制征集兵员，按农村每3户人家为一征集单位，其中一户称正户，出军丁；其余为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明代中叶以后，茶陵奉令推行募兵制，以雇佣办法募集兵员；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募兵实行新军制，将募兵分为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募兵制延续至民国前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茶陵县政府按国民政府《兵役法》，实行征兵制。征集年满18岁到45岁的男性青壮年入伍。当年，兵员配额不到100人。尔后，兵员不断增加，遂采用“抽签”的办法，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比例，中签者按号码次序通知入伍。

按照《兵役法》规定：独子免役，公务人员缓役，在校学生缓征，实行“平均、平等、平允”的“三平”原则。其机构设置是：省役军管区，专区（即地区）设团管区（后改为师管区），专司办理新兵入伍与因兵役而引起的纷争、诉讼案件的处理工作。县级原设征训科，办理征兵及国民兵组训工作。1940年，为适应征兵工作需要，实行政训分管。征训科改为军事科，专办征兵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茶陵征兵工作伊始，由于新《兵役法》初行，全县首次出征几十人。茶陵县第一次集中签壮丁入伍时，县召开入伍壮丁欢送大会，仪式隆重热烈。出征壮丁心情舒畅，言词激昂，欣然束装就道，鲜有逃遁者。此乃征兵初期的良好实况。

抗战中期，前方战争失利，日军长驱直入，大幅度国土遭到沦陷，由此征兵区域缩小，相应的使处于后方区域的征兵任务加重。就茶陵而言，由首次的几十人逐渐增加到几百人。当时，茶陵县55800来户，而18岁至45岁的役龄壮丁只有48800多人，在户平到1丁的情况下，再减掉免役、缓役人员，对上级配额兵员的重担，实在难以肩负。但当时战事紧急，所谓“国难当头”，上级政府一年四季，按人口比例征兵。因而春季任务未交足，夏季任务又下达，兵额积欠累累，任务无法完成。

1940年，县常备大队撤销后，由军管区指派接兵部队，直接到县坐催坐接。因时际非常，兵需火急，中签壮丁闻风逃避一空。加上豪绅所持乡里，包庇亲友，致使乡保基层征兵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有钱有势者，早已利用关系钻进了逃避兵役的“防空洞”，当警察、当工友、当任务兵进学校读书的，比比皆是。为应付如此紧急征兵任务，唯一办法就是抓丁充数。因此，不管中签与否，也不论甲级或乙级，抓到壮丁就往上送。有的送去后，通过行贿，又以“身体不合格”为由放回来。真正的贫苦老百姓，只要被抓去当过一次兵，逃回来，第二次，第三次仍不能幸免。由于出征壮丁大部分是抓来的、或卖顶的，所以不安心服役，逃跑的甚多。

对于逃兵，本在征兵初期就有规定：不准拦抓逃兵，逃兵不能抵数。后来，因为逃兵太多，影响前线兵员补充，政府于计穷之余，仍准予拦抓逃兵，逃兵亦可以抵数，企图通过这一办法来遏止逃兵。结果，不但不能得到预期效果，反而促使乡保人员抓丁之风更加炽烈，还给了乡保人员以敲诈勒索、贿放卖顶之机。当时，抓逃兵顶数，已成为合法行为，肆无忌惮。保长乃征兵基层骨干，抓谁放谁，实权在握；豪绅权贵，只要不触及自己利益，也是视而不见。保长在抓逃兵中得有可乘之机，油水十足。

抗日战争期间，在征兵工作中，保长作为基层骨干，从中利用职权，包庇贿放，敲诈勒索，害人匪浅。可怜劳苦大众，服兵役本是国民应尽的光荣义务。抗战初期，征兵壮丁出于爱国热情，慷慨激昂，踊跃应征，何以抗战中期国家民 族濒临危亡之际，征兵反而闻风逃避，宁死不愿应征？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

一是各级办理兵役的工作人员，不能依照《兵役法》“平均、平等、平允”的“三平”原则办事，地方豪绅包庇亲友，乡、保人员贪赃舞弊，有钱者千方百计逃避服役，逍遥法外；穷苦农民有谁甘愿出征为富豪替死呢？

二是接兵部队克扣粮饷，壮丁吃不饱，穿不暖，壮丁变成了“瘦丁”。尤其是部队里军阀作风恶劣，动辄打骂，壮丁不堪忍受。为防止壮丁逃跑，接兵部队施以酷刑，行军用绳捆牵，宿营紧闭门窗，壮丁应征变成为“囚犯”。逃兵一经抓回，拷打示众，轻者伤残，重者当场打死。其惨状目不忍睹。壮丁的人身安全没保障，壮丁的人格和自由更得不到尊重。他们借口防止逃跑，将壮丁随身所带的钱币衣物全部收缴，名为“保管”，实为没收。

三是优抚工作有名无实。《兵役法》，出征军人家属应享受“兵田不耕”的优待，但徒“法”规而无贯彻执行者，基层保甲人员视《兵役法》如“空文”，从未想到替军属做点好事。军属田土荒芜，啼饥号寒，无人过问。较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参军光荣，军属光荣，确实有天壤之别。

总之，抗战八年，从征兵到抓丁过程中看到：抓丁之风日盛，逃跑之风更炽。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军队虐待士兵。兵田无人代耕，军属饥寒贫病，无人过问。前方、后方，不能安定。越抓越逃，越逃越抓，抓与逃的恶性循环，永无休止。兵员名足实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