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忘记

言佳俊

我想谈谈《红旗谱》，到现在为止，《红旗谱》从未离开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以为身处现代性的狂欢，实则自始至终是“红旗下的蛋”。

大学生要加强红色教育，不只是上思政课，而是应该重新夺取被现代秩序侵占的革命“高地”，在西方浪潮的冲击影响下，甚至出现了大学生只看西方电影或新时期的中国电影，除非戏剧电影专业户，谁也不愿意去吹开历史的尘埃，扒开废墟上有“时代烙印”的砖瓦，重新认识那些上世纪50—70年代电影。

作为中文系的学子，在研读当代文学史时，老师会要求我们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经典——“三红一创”，其中作为电影改编最成功也最富于英雄传奇的，是讲述农民朱老忠被地主冯兰池迫害，不得已离乡，最终为了复仇而返乡并在共产党人贾湘农领导下取得反“割头税”斗争胜利的《红旗谱》。

20世纪60年代，国内正经过土地改革到农业集体化的剧烈变革，推出《红旗谱》电影是合时宜的。这部电影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选择了“成长电影”这一类型，使观众能够通过连接朱家三代人、代表新旧农民过渡时期的典型代表——朱老忠这一角色的视角，真正理解为什么必须跟党走。

不同于关注事件的《林海雪原》，《红旗谱》专注于人物的成长，从一个白纸一般的容器中，慢慢地渗入家族血仇、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群众运动等等抽象概念，民众容易把自己亲身带入成为朱老忠。冯兰池的恶霸地主形象，虽有脸谱化之嫌，但在那个年代人们“翻身”，需要打倒的就是千千万万个“冯兰池”。这一角色给现实农民带来的“想象性”宿仇的理解，不亚于政委三番五次的耐心教育引导。原本乡土社会，地主是维持当地传统秩序，并实行儒家教化的主持者，鼓动农民积极诉说“阶级仇、民族恨”并不容易，但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部电影把千万农民化身成为朱老忠，小怨也可以演化成为大仇，翻身动员就具备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值得一说的是，电影《红旗谱》将共产党人贾湘农引入，他一步步循循善诱把严志和的儿子运涛带上革命道路，指挥朱老忠“反割头税”斗争，俨然一个智囊角色，隐喻式地表达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理念。

为什么共产党有信心带领群众反抗地主及其背后的种种势力？因为那些走在时代前头的少年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读书人，而是一群有着全新政治诉求，以当时世界最时髦的理论“阶级斗争”来启蒙和动员民众的中国共产党人。农民面对现代性知识不是茫然无措，而是满怀欣喜地聆听共产党人经过转化和过滤的通俗传统语言，共产党人准确的把握住了传统与现代之间那难以捉摸的“缝隙”，透过它寻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主体——农民。

面对《红旗谱》这部电影，我没有从后来新时期大肆为之张目的人道主义角度观看，反而是从一个政权、一个阶级、一个主体的发生史来记录。不是我认为爱情不重要，田园诗不美好，而是我确信胡风在1949年写的那首《时间开始了》的预判是正确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天翻地覆慨而慷”“敢教日月换新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