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征：我和我的36个“孩子”

王长征（左）在“生产车间”教学员们如何制作吊牌 王长征（右）向“孩子们”展示他们自己制作的毛笔

58岁的王长征个头不高，剃着利落的短发，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但鬓角处冒出的斑白点点却有些“暴露年龄”的尴尬，王长征将之归结于这两年疫情冲击，诸多想法不能实施，想事情太多的缘故。

作为株洲社会养老行业的先行者，三湘福星园老年公寓创办人的王长征，这些年所获得的包括“中国好人”“湖南好人”“株洲市道德模范”等在内的荣誉都与养老行业息息相关。近几年来，王长征在运营老年公寓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新创办的残疾人工疗站上，为智力残疾和轻度精神残疾者提供就近就便的日间照料服务和辅助性就业工作，并在这过程中与站内这群有些特别的“孩子”结下难得的缘分。近日，王长征做客时光吧，分享他跟他的36个“孩子”的故事。

以下为记者根据采访内容整理——

做养老行业的“缘分”

我是桥梁厂的子弟，电大毕业后分配在厂里的离退休办工作，日常就是为厂里的离、退休老人处理各种事情，对各级政府层面出台的各种养老政策也一直留心，也许，这就是我日后投身社会养老事业的特别的缘分吧。

是2011年吧，跟几个朋友春游，到石峰山脚下采蕨，无意就发现了现在我们老年公寓的这快地方，当时，这里是一所废弃的学校，占地颇大，就在石峰山脚下，清水塘街道办事处的后院，空气好，藏身小巷深处，清静，从小巷走出不过百数十米便是熙攘热闹的大马路，去哪儿都方便，做养老场所再合适不过了。

我找了几个朋友，凑了百把万，把这个废弃的学校盘了下来，改成老年公寓对外开放。老实说，头两年运营的情况并不理想，最多的时候也就18名老人入住，我们是非营利性机构，收费很低，运营得很艰难，我记得最困难的时候，全院上下就六个工作人员，两个护工，一个厨师，一个门卫，副院长是我朋友，也是股东之一，还有我这个院长，都是一人身兼多职，忙里忙外，成天没个歇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搬到了公寓里住，就是为了应付晚上的突发状况。

所幸后来靠口碑慢慢做了起来，入住的老人越来越多，2016年，我们又争取了政府的补贴政策，运营也算是走上了良性发展之路。很多媒体报道我，说了不少好话，给了不少荣誉，我总觉得有些受之有愧，我是做养老公寓的，住在这里的老人都是子女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照顾送到我这里来的，我收了他们的费用，肯定要照顾好的，包括我自己的娘老子，也住在这里，我怎么对自己的娘老子，就怎么对住在这里的老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都是理所应当的事吗。

以工代疗的尝试

养老公寓嘛，自然是收治老人的，可在运营过程中，我发现，有些基本生活无法自理的残疾人的家属也过来咨询，按理说是不能收治的，可我能理解这些家属的苦衷，我自己的亲老兄就是残疾人，精神方面的疾病，从小到大，父母为照顾我这个老兄，不知遭了多少罪，到后面我父母年岁大了，照顾不过来，我们几姊妹又各有各的事忙，遇到哥哥发病，就得往三医院送，钱花了不少，我们做家属的心里也不安生……然后我就去残联跑政策，在养老公寓的基础上，又注册成立了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为这些找上门来的残疾人提供寄宿托养服务。

在运营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一个问题，有部分残疾人，尤其是像我老兄这样的不太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须得时时有人照料，家属中的一方或双方便无法外出工作，使得普遍家境都不大好，托养服务的费用于这些家庭而言，并不是一笔小的开支，他们更需要的是，在白天他们外出工作的时段，有一个地方可以照料病患，晚间或法定节假日则照常在家照料，如此可以最大程度节省服务费用，然后便有了2017年新增的日间照料项目，政府也支持，每年都有一定费用扶持，再加老年公寓的盈利补贴部分，尽管新增的日间照料项目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基本也能做到收支平衡，很受那些家境不大好的精神类残疾人家庭的欢迎。

因为我老兄的这个病，我清楚地知道，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固然可怕，但在病情稳定期，也只是个反应稍迟钝些的正常人，有一定的生活自理和从业能力，针对这种情况，国内一些先进的诊疗机构往往采取以工代疗的做法，培训残疾人参加一些技术要求不太高的手工劳作，稳定病情的同时，亦可让他们获得一定的劳动收入，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倒在其次，最主要的是，能最大限度提升这些常年被视为家庭负累的残疾人的自信，使他们也成为社会大分工中的一环，尽管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可能根本想不到这一点，所谓的“工疗一人、解放一家、造福一方”的理念也就真正地落到了实处。

经过多方考察后，我也在我们的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之外成立了残疾人工疗站，为智力残疾和轻度精神残疾者提供就近就便的日间照料服务和辅助性就业工作。我带着团队去了广州，去了江西，还找了社会上的好些朋友，为我们的这些学员找活儿，畊云堂的毛笔，日本的手鞠球，电器产品贴膜，这些活儿我们都做过，现在做的是某服装品牌的吊牌制作——一张质保卡，一张质检证明，顶端均开有小孔，对齐后塞入一个塑料套袋，再用细麻线穿过小孔系牢，便算完工。完成这一套程序，学员们可以获得两分钱的报酬，手脚麻利的，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多块钱，大多数都在五六百的区间，在眼下这社会，可能不算什么，可你要想到他们这状况，长久被视为家庭负累，如今能凭自己的劳动挣钱，多少不论，怎么夸奖都不过分的。我记得有个学员，手脚比较慢，忙活了一个月也只完成了七八十块钱的工作量，我们的几个照护老师帮忙赶工凑了部分进去，完成了100块钱的工作量。发工资的那天，他父亲给我打电话，痛哭流涕，说是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崽有一天还能凭自己的劳动挣到钱……我想，这种酸涩的幸福感，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回来的，作为工疗站的创办人之一，我再苦再累都是有意义的。

36个“孩子”

我们这个工疗站，与其说是生产车间，不如说更像个特殊的幼儿园。学员，哦，对了，我们不叫他们学员，都叫细伢子，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年，但行为方式还停留在纯真无暇的低幼龄阶段。

工疗站每天的上班，或者说上学的时间是早上八点，也跟我们细时候读书一样，有值日生的，值日生会提前半个小时到站，这个不用担心他们迟到，他们的时间观念特别强，到什么点干什么事，他们都特别较真。我们的辅导老师，也得提前到站里等着，引导值日生开门、打扫卫生什么的，等细伢子们陆续都到站了，就开始一天的工作。

当然，这个工作过程并不如外面的生产车间那样紧张有序，而是经常被各种突发状况打断，都是群长不大的细伢子，做事什么的不会顾虑太多，想到哪出就是哪出，

也只能辛苦我们的辅导老师一直跟着，神经紧绷地随时处理。

劳作之外，也有课程学习，譬如学写自己的名字啊，记下家里人的电话号码之类的，尽管进度慢了点儿，基本上都能够掌握，最有意思的是礼仪教学，教他们最基本的社交礼仪，你好，谢谢，再见之类的，我记得有段时间是教他们跟人打招呼，见面了要说早上好，然后，整个工疗站里都是此起彼伏的早上好的声音，到下午放工，有两个细伢子在院子里碰到我了，开口就是，王院长，早上好，把我也逗乐了……所以，我常跟我们的辅导老师说，就把这些细伢子当成幼儿园的孩子，一个是爱心，二个是耐心，当自己的低幼龄段的孩子带，肯定错不了的。

工疗站运营有5年了，进进出出的，现在站里有36名细伢子，年龄在16岁到55岁之间，多是精神方面的疾病，智力发育停留在4到7岁，原本应该更多的，只是站里目前的条件收纳不了更多的病患，去年是打算将场地扩大的，可疫情以来，公寓那边效益下滑——好多老人的子女因疫情影响收入下降，就把老人接回家，或者送得乡下老家请亲戚照顾——再加政府缩减开支，原有的一些针对工疗站的扶持政策也收了回去，说实在的，我也理解，毕竟特殊时期嘛，我这头发，都是这两年白的，愁啊！

这几天我在跑贷款方面的事，我还是想把这个工疗站的规模扩大一些，接收更多这样的细伢子来“以工代疗”；养老公寓那边，其实已经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只是眼下特殊时期，暂时遇到些苦难，去年我请了专业的人来管理，我相信年轻人比我有更好的运营思路，等疫情消停了，肯定会运营得更好。再一个，我还有些希望，有没有爱心企业可以把一些技术要求不太高但利润相对好一些的活计给我们做，我想给工疗站的细伢子们涨涨工资。

这两年疫情，大家都不容易，我在外面各种跑，心也是蛮累的。但只要回到工疗站，“车间”里走一圈，细伢子们争先起立，一个比一个声音大地喊王院长好，眼神里没半点杂质，是真心地喜欢你这个人，就觉得外面受的那些苦啊累啊什么的，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