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我在《株洲日报》做美编 贺安成

株洲往事

1958年9月，在大跃进的滚滚声浪中，我结束了在宋家桥当农民的生活，满心欢喜地来到创刊不久的《株洲日报》担任美术编辑。这年我19岁。

（一）

当时的《株洲日报》在火车站旁边的株洲饭店对面，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三层白色小洋楼。这里原是冶金工业部601厂的苏联专家招待所，在当时的株洲算是相当气派的建筑。

报过到后，办公室主任何志庚先领我来到三楼左边的一间单身宿舍，是个面积二十来平米，铺着木地板、墙面刷得雪白、放着两张床的房间。何主任指着空着的床位，用广东普通话亲切地对我说：“你就睡这边吧，对面也是一个新来的同志，叫帅光鹏。他是浙江人，刚从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在工业组当记者。”何主任要我去把其余的行李都搬来，不相信我的全部行李都已提在手上。随后他领我到窗口边，对着楼下院子里的一排小平房，告诉我哪是食堂，哪是制版车间。

想到先天晚上我还睡在乡下一间时时有老鼠和蜈蚣出没的杂屋，出工劳累一天回来，还要自己在小火炉上生火做饭……对于转眼间开始的新生活不知有多满意（也就是在这间屋里。我住了十多年，在这里结的婚，两个儿子也都出生在这里）。

何主任又领我来到二楼，将我介绍给总编室主任丁亚辛和副主任周钦东。由于我在宋家桥劳动时经常向《株洲日报》投稿，发表的每幅作品都要经过他们过目，算是神交已久，彼此见面也像老熟人一样亲热了。丁主任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调我来是王部长亲自指的名。王部长就是王又民，时任中共株洲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任报社总编辑，但大家都习惯叫他王部长。寒暄过后，两位主任把我领到东头的美术编辑室，并指着桌子上一台手摇式电话吩咐我说，这是报社唯一的一台电话，今后来电话时，由我负责到门口叫声接电话的人。这台电话虽然给我增添了不少麻烦，但也给我带来了好处，使我很快地就和编辑部所有人熟识起来。特别有几位年长的同事，对我非常热情，总是鼓励我，让我从心里感到了一种大家庭般的温暖。有很多人在打完电话后，总要我快速地为他们画几笔头像速写。这可都是送上门的模特呀！我暗暗觉得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的巧安排啊。

（二）

报纸的美编工作，对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美术训练的我来说，一开始很不容易适应，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有：为文字稿配插图，设计版面和小刊图、题图，用宋体美术字写通栏标语，处理各地（主要是本省）投来的画稿，对摄影记者毛国斌发来的图片进行剪裁加工，晚上还要到制版车间去修版，平时要配合文字记者下厂、下乡采访和联系美术作者，发展和培养美术通讯员等等。这些事没有谁能帮我，一切都要自己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摸索、总结提高。

一天，我照例去食堂吃早餐，刚进门就有人叫我：“小贺，快来陪王部长打球。”我抬头一看，只见乒乓球桌的一头，站着一位三十出头的高个汉子，正一脸温和地冲着我笑。我接过别人递来的球拍，和王部长对练起来。王部长球技一般，但报社20多位编辑记者大多不是他的对手，主要是他喜欢抽球，很少有人能够让他连抽超过十下的，这让他打起球来很不尽兴。我读初中时，正经练过一阵子乒乓球的基本功，虽然后来很少摸过球拍，但应付王部长还是绰绰有余。打着打着他发现很难抽死我，而且我还能放出最好的球让他抽，有时一来一去竟达二三十个回合，引得围观的同事们连连喝彩！王部长抽球之瘾也算是过足了。从那以后，住在报社二楼的他，只要不外出，一般每天早晨都要叫我陪他练一阵。

王部长是南下干部，在北方读到高中毕业，这在当年的领导干部中算是高学历了。他文章写得好，有时社论都亲自写，一手钢笔字也漂亮（这为他晚年成为书法家打下了基础）。他还极擅言谈，每个周一上午在三楼会议室召集全体采编人员开会，成为他的惯例。他讲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从上级最新指示，到近期报道要点，大家工作中出过什么差错、应该怎样改进，就连随时提高革命警惕性，防范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的破坏，以及年轻人交朋友谈恋爱的事，都要语重心长地说上一番。报社走廊里经常能听到他慷慨激昂的声音。他还特别喜欢外单位邀请他去做政治辅导报告，每次不用任何讲稿，可以连讲三四个小时，令到会的人无不啧啧叹服！只要他在编辑部，我每天总要喊他接几次电话。不太忙时，他打完电话后总要和我聊上几句，看得出他对全报社家庭出身最差的我还是十分关心的。

（三）

有天吃过午饭，我照例放弃午休，在美编室专心看一本艺用人体解剖学。这本书是中央美术学院文金扬教授编著的，在当时几乎是我们学画的必读课本。我正看得入神，王部长突然进来打电话，我慌忙将书藏起。他到底是干公安出身——来株洲前当过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眼睛尖得很，一眼注意到书的封面有人体之类的字眼。等他打完电话，伸手要我从抽屉里拿出刚才看的书给他。他一翻发现书中竟有女性裸体照时，脸色陡然大变，厉声追问我书是哪里来的。我吞吞吐吐说是前几天从新华书店买的，只见他从我画桌上扯过一张白纸，飞快地写了几行字，大意是必须立即停止发售此类书籍，随即叫来通讯员张常余，让他火速将字条交给书店负责人。这本书在他那里放了好多天才还给我，书中的所有人体照片插图自然都已经荡然无存，好在他并未责骂我。

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再未见到王部长叫我陪他练球了。我一打听，才得知他犯了错误，已被停职反省。很快他就搬离了报社，几位与他过从甚密的部下如冯副总编、总编室丁主任、工业组康组长等，也先后调离了报社。老天保佑，我靠一技之长总算保住了饭碗。等我再见到王部长时，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上不但为他平了反，还提升了他的职务，他离休后又成了省会颇有名气的书法家。喝水不忘挖井人，那些年我经常去看望他，他总要和我回忆起在《株洲日报》工作时的种种往事。有一回他心血来潮，非要送我一份用行书写的条幅，上书：“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这大概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吧！

（四）

经过一段时间，在全体报人的努力下，《株洲日报》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很大的提高，成了株洲市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经常得到上级的表彰和读者的赞赏。我作为美编的业务水平也大有长进。为文字稿配插图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一篇文章配上相应的插图不但增色不少，还可美化版面。但画插图可不像平时搞创作，可以深思熟虑、反复加工修改，时间上总是卡得很紧。往往是这样的状况，临下班了，总编室突然送来第二天要见报必须配插图的文稿，给我的时间也就二十来分钟，有时更少。头几次遇到这种任务，常常弄得我手忙脚乱，额头冒汗，急就章式的插图见报后，效果很不好。我下决心要攻克这一难关，为此每天增加了画速写的量，有时晚上还跑到火车站候车室去画速写，平时走路都用手指头在衣服口袋里比划，就连睡在床上都想着如何构图、默记白天见过的东西，还经常临摹一些名家的插图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我画插图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开始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时不时还有插图被评为内部优稿，每幅给我五角钱奖金，《湖南日报》、湖南人民出版社也开始向我约稿。这些都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

发展、培养工人业余美术通讯员，也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之一。株洲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拥有许多全国知名的大型工厂企业，如331厂、田心机厂、株洲化工厂、株洲氮肥厂等等。这些单位的俱乐部一般都配有专业的美工，爱好美术的工人也非常之多。几年下来，我的足迹差不多遍布了株洲的各个角落，为报社发展了一大批美术通讯员，经常将他们的作品发表在报纸上。我和他们互教互学，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很多美术通讯员都成了后来株洲市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新城之光”画展的主力作者。

（五）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纸张供应不足，报纸一度压缩版面，我的工作也跟着轻松许多。为了改善职工生活，办公室何主任经常要派一些年轻力壮的编辑、记者参加各种劳动，因为我来报社前干的都是体力活，手提肩挑是我的强项，自然成了不二人选。我经常被派到河西张家园大队去挑菜，每次回来后食堂都会奖励一份没有多少油水的清炒包菜。我还多次被派到朱亭八斗公社等地，去捡农民采摘过后散落在地上的零散茶籽。也就在那段时间，我利用空闲时间，将报社资料室丰富的藏书看了不少，算是给只读过初中的自己补了点文化课。

不久，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开始，报社派我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这时美术编辑新增两人，一个是从安徽师范大学调来的易乃光，另一个是从《甘肃日报》调来的梅剑龙。我在白关铺公社干了一年回到报社，又坐在久违的画桌前，刚刚清点完各种画具和资料，踌躇满志地准备好好干番事业时，总编室唐主任走进来，说是奉上级指示，让我从明天起离开编辑部到印刷厂去上班。顷刻之间，我的身份从美干变成了美工，我自然很清楚，这都是我那糟糕的出身引来的。我没说多话，迅速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深情地看了看陪伴我度过两千多个日夜的画桌，关上灯走出门去，就此结束了我的美编生涯。

第二天，我去印刷厂报到，厂长可以说是我的“粉丝”，对我非常照顾，只安排我在车间干点轻活，必要时帮另外一个美工画点图案什么的。呆了不到两个月，转机来了，省委宣传部指名将我抽调出去，派往长沙和韶山等革命纪念地从事革命历史画创作。这一去就是八个年头，也让我最终走上了专业画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