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司令官”

我的父亲曾经是个“司令官”，但我却不是“官二代”。说来你也许不信，但看下去你就会明白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报名参军，保家卫国。不过，他并没有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而是被分派到厦门海岸炮兵部队防御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最前线。父亲在炮台驻守五年，入了党，立了一个三等功，“官”至班长，但还没等到当上司令就转业到了株洲冶炼厂，参与当时的建厂大业。不久又遇上三年困难时期，过苦日子，一个月工资换不来乡里种的一担萝卜，为了生计，父亲抛下了“铁饭碗”，跑回老家当起了农民，我也就没能成为官二代。

父亲回老家后不久就发现，种萝卜比拿工资端“铁饭碗”强只是暂时现象。老家在当时株洲县最偏远的龙潭乡，田土少，多山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出了名的穷山窝，每工分仅值3分钱，很多人劳作一年，到年底结账还是负值。1969年，我开始上学，弟弟也已经4岁了，一家人挤在祖父分给父亲的一间房子里，很是局促。父母想尽办法借遍亲戚朋友，加上邻居们出劳力帮忙，建起了三间大瓦房，尽管欠了一屁股债，但有了新房住，一家人还是喜滋滋的。

可惜好景不长，1970年8月，生产队寄放在我家抽水抗旱用的汽油失火，把我家三间房烧掉了一间半，父母只得又去借钱来修缮入住不久的火烧屋。旧账未完又添新债，沉重的债务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尽管父亲一直在生产队当干部，可工分也不比社员多多少。为了赚钱还账，父亲建议队上开展多种经营，种田的同时也发展副业，喂养家禽下蛋换钱，为此主动辞去队上的干部职务，承包饲养了生产队的120只鸭子当起“鸭司令”。他还和队上达成协议，私人的20只鸭和公家的一起放养，这样除了完成生产队的交蛋任务，超额部分卖了就能有点钱还账了。那时正值狂热的文革时期，农民是不能随便饲养太多家禽的，否则就是要被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父亲承包饲养集体的大棚鸭的同时还搭车饲养自己的小棚鸭，也算是冒险打了个“擦边球”，现在想起来，还真佩服父亲的胆识和勇气。那一年我9岁，在节假日或是放学后，也会拿上父亲的鸭条子去顶班当当“小司令”。

经过父母几年的辛劳，家里终于还清了债务，日子渐渐好了起来，然后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父亲由承包生产队的鸭群变成自己饲养鸭群，父亲的鸭群除了维持家用还为我和妹妹上大学提供着学费和生活费。

其实，养鸭在乡里本是一件讨人嫌的事情：贪吃的鸭子会乘人不注意偷食地里的蔬菜和熟而未收的稻谷，调皮的鸭子甚至会跑到路边的水井中洗澡；大群的鸭子经过往往会踩踏新栽的禾苗和庄稼。尽管如此，善良忠厚的父亲仍然用他关爱他人乐于助人的热情维持着与邻里友好的关系：谁家有人感冒生病，父亲总会提上一二十个鸭蛋前去慰问；无论谁在我家门前经过，只要是吃饭时，父亲定会请到家中；鸭蛋交到肉食公司有奖励的糖票，父亲也会适时送到需要的邻居手中；鸭群放到邻居田里，无论碰上插秧扮禾父亲都会帮上一手；邻里之间有了误会纠纷，父亲总会主动秉公协调化解。父亲养鸭近四十年，不但没有成为“讨人嫌”，反倒成了远近闻名的“及时雨”。

随着我们兄妹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家中的经济条件不断改善，父亲养鸭的收入在全家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看着年迈的父亲天天早出晚归，我们做晚辈的心疼不已，多次劝父亲辞“官”休养，可父亲对鸭群充满着感情，总是推说“再养一年”，一直到近80高龄，当了近四十年“鸭司令”的老父亲才在我们的恳求下退居“二线”。至此，他的“司令官”生涯总算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