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担忧

尽管母亲离开我已三十余年，但她对我从小到大的关爱，以及为我担忧的往事，至今仍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

我这一辈本有七姐弟，四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是老幺，三个哥哥（铁铮、铜铮、力铮）都在十几岁时患急性病，先后夭折。连续经受失子之痛的母亲，30多岁就开始白头发，不到50岁就满头银霜。

我是1945年4月出生的，处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日本侵略者的残余势力还在我们湖南地区骚扰，我老家亲邻就深受其害。当时怀着我已有8个月的母亲，只要听到会有日本鬼子进村来，就连忙在父亲搀扶下，一步一艰难地躲到屋后早已挖好的山洞里，确信日本强盗逃走了，才敢回到家里。有时消息太过吓人，一天要山洞和家之间来来回回好几次，我可怜的母亲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哪知，就要临产，我又成了难产，连续三天，接生大娘用尽办法，我也没有出来的迹象。急得团团转的父亲本来从不信神信佛，也只得请三个男性青壮年邻居“扶勾神”——乡下一种常见的请神仪式——他们忙了一整天，累得七倒八歪。不知是“勾神爷”显灵，还是别的原因，在极度痛苦中熬过分分秒秒的母亲，终于听到我呱呱而泣的声音。

从小时候开始，我便跟母亲无话不说。听大人说，母亲嫁给父亲之前，在外婆那边读的书很少，早早学会了干家务活，会洗衣服，会做饭菜，有时候家里来客人，外婆便让母亲掌勺，16岁学会了做扣肉的烹艺，那扣肉色、香、味俱全。当时那是人们心目中羡慕的绝活。据了解，这也是当年媒婆打动我父亲的一个原因。我六岁上学，我母亲每天看到我放学回家，首先是端来香喷喷的饭菜，然后听我报告学校发生的新鲜事，哪个男同学打架、哪个老师把学生叫到了办公室，我都会说一说。如果老师说了《天方夜谭》的故事，我也会向母亲复述一遍。尽管她一边喂鸡，一边还要听我说个不停。我知道母亲很喜欢看花鼓戏，只要村里来了戏班子，在做好家务的提前下，她会一场不落看《刘海砍樵》《三郎探母》；如果外村演出花鼓戏，母亲也会不顾寒风冷雨，摸黑与邻居一道去看戏。

父亲要外出挣钱，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我，都是母亲一手带大的。因此我们的个性也大多来自母亲。母亲从来不直接批评人，跟人交谈有点调侃、幽默的意味。例如，我跟别的小朋友到田里抓泥鳅，玩的双手很脏，她会说：“哇，好厉害，能玩得这么脏！这手除非用菜刀剁掉，否则怎能洗得干净？”我连忙说: 不必剁掉，我自己马上洗给你看。

我从小体弱多病，十个手指都生过毒疮。大概我两三岁时，右手拇指疮疤溃烂，疼得我夜夜哭哭啼啼。母亲便每天晚上抱着我在堂屋里走来走去，又是敷药，又是喂东西给我吃。连着熬了四天，实在熬不动了，只得叫两个姐姐轮流照顾我。幸得父亲这个时候回家了，请到50里外的伤科郎中，才治好我的右手拇指。

健康问题之外，我上学放学的安全和每门功课的成绩也让母亲十分担忧。我初中是在原王十万乡的株洲县四中念的，从渌口的家中往返学校，要经过朱亭镇上的千年古渡，从湘江东岸坐船到湘江西岸，虽只是一道不到1千米的短短江面，但天气不好的时候，湘江之上往往洪浪滔天，使得坐在小船上的人们惊慌不已。每当我去学校或从学校回家，母亲都要点上三根香，跪在祖宗灵牌前，祈求祖宗保佑我过河的安全。当得知我有一次过河，波涛汹涌，我和几个同学吓得面色苍白，从一条小船跳到救护我们的另一条船上，母亲心悸地抱住我说:“别去上学了！”我安慰他说:“你不是求过神吗？上天会保护我的。”我上中专时，偏科思想严重。父亲一次去学校了解我的在校表现，班主任刘老师讲我文科成绩还算可以，就是数学难跟上，每次考试徘徊在60分上下。我一回到家，我母亲就摸着我的头说:“满伢子，学习要加油啊！如果不能毕业，那就天天陪我上山砍柴，当个土车司机也光荣。”

母亲对我的牵挂，是她一辈子的心事。我四十多岁从乡村到城里工作后，母亲又担心我一下子生活不习惯，常做些我爱吃的辣椒炒肉、火焙鱼等食品想方设法托人带给我。她想城里连水都要钱买，我的工资能满足家里开支吗？

如今年过七十的我，也仍为四五十岁的小孩这也考虑、那也担心；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头发同样白了大半。看来，我也具有跟母亲一样的秉性，那便是，无论孩子长多大、走多远，为人父母的担忧始终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