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女性的千年奋进史
王昌国赠送给友人的墨盒，时在1922年，当为其参选议员期间所制
就义前的李大钊（中）、路友于（左）和张挹兰（右）合影
袁昌英
汤玲瑛烈士像
策划 万宁 李卉 执行 郭亮
物有阴阳之分，人有男女之别。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性别的分野促成男女分工的差异，乃有氏族社会之萌芽，文明的曙光也因之初现。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性群体在历史舞台上的亮相总是模糊一片，煌煌二十五史，多围绕男性的征伐四方、权谋诡计而展开，偶见笔触伸向零星几个节妇烈女，也是男权视角的延展，更多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
迩来百余年，女性权利意识逐步觉醒，以往历史舞台上模糊亮相的女性群体形象越发鲜明动人，在相对公平的外部环境下，“站起来”的女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与男性群体一道竞争，并取得巨大的成就，“三八国际妇女节”也因之而来。
将历史的广角投射于株洲一隅，女性群体的自我意识觉醒显然比这城市任何一个历史命名都要来得悠久，远在人类刚从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蹒跚走出未久，历史的大舞台上便有了株洲女性的身影，尽管这身影多少有些模糊难辨，但随着时间的缓慢推移，这些模糊难辨的身影终将绽放独有的熠熠星光，照亮整个历史的大舞台。那么，就让我们从传说中的攸女开始说起吧！
水，触目所见皆是水，浩浩荡荡从缺开的河堤一路奔涌到山下，绕过山间的缝隙，打着卷儿涌向视野不可及的更远方。
这时候是《尚书》里说的“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的大洪水时代，好些年了，水一直没退，原有低洼处的屋子淹得只剩屋顶显露在外，就连地势稍高的屋基也被水浸得有些松软，民众不得不向地势更高的地方转移。
在暂未被水淹到的高地上，名为涂山氏的曼妙女子望着脚下广袤无边的水域怔怔出神，视野里突然出现数个小黑点向这边移动，待得近前，却是数名体格精壮的汉子在齐腰深的水中蹒跚而行，为首那人尤为打眼，身长九尺九寸，“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钤，胸有玉斗……”（见《竹书纪年》卷上），自称名禹，是奉舜帝之命疏浚河道、治理水患的。少女的心忽然怦怦直跳，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在胸臆间野草般疯长，从此挥之不去。
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引《连山易》“禹娶涂山之子，名攸女，生余”来描摹这次极具历史意义的相遇。古人惜墨如金，意往往在文字之外，攸女生下的那个名“余”的孩子又名建，亦名启，日后禹以治水之功禅帝舜之位，启则继父亲禹之帝位，改禅让而世袭，将原始的部落联盟正式推进到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开启华夏文明的新篇章，这恐怕是彼时与禹初遇的攸女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古部落多因地而名，攸女为涂山部落首领之女多见史载。涂山在哪儿？史学家考证在今天的皖北一带曾有攸国，攸女指的是攸国女子。
不过，株洲攸县有些人却认为涂山便是攸县左近莽莽群山中的某处，攸县籍教授、重庆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所所长刘俊男先生曾撰文考证，“涂山之‘涂’古音‘余’，即攸县方言中的‘攸’音，故涂山氏之女又称攸女”，又因攸女之故，发源于邻境江西莲花公德山并流经全境的那条水流也有了攸水之名，县名亦因之而来；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吕氏春秋·音初篇》中，“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之未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南音”即指用楚地语音吟唱的诗句，“兮猗”是语气助词，表思念、感叹之意，攸县方言中至今仍习惯以“兮猗”（即“嘻咦”）之音来做语句结束时的口头禅……以此观之，攸女与攸县，关系匪浅。
尽管学界对涂山的确切地点莫衷一是，但并不影响攸县人民将攸女视为自己的家乡人，酒仙湖畔便立有攸女塑像，尽管介绍文字里有“传说”之字样，但也无妨，史载，攸女嫁与大禹后，禹为治水故，“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出《史记·夏本纪》），攸女则在家独身抚育幼子成长，这与多情而浪漫的湖湘女子在成家后含辛茹苦全身心奉献家庭的贤淑品德又何其相似乃尔？
唐乾元二年（759年）九月，神都洛阳出城的官道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身后的洛阳宫殿群腾起阵阵浓烟，传闻中的宫室珍玩多少迟滞了叛军追杀难民的脚步，兵荒马乱之际，没人留意到，那个以前的广平王妃、现在的太子妃沈氏是否也裹挟在逃难的人群中，《旧唐书》中亦只好以“河南为史思明所没，遂失后（指沈氏，编者注）所在”含糊带过，尽管叛乱平定后，皇室曾持续数十年查访她的下落，却一直未果，这便给后人留下无数想象的空间。
如果不是替广平王李俶（后改名李豫，即后来的唐代宗）生下儿子李适（即日后的唐德宗），在洛阳失踪的沈氏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踪迹，毕竟天潢贵胄，身边最不缺的就是女人，乱军之中，走失个把无足轻重的女人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可谁让自己的儿子日后登基为帝了呢，母凭子贵，她沈氏想在历史上默默无闻都不可能。史载，沈氏本吴兴良家子，开元末选入东宫，太子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将其赐长子广平王李俶，未几生李适；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叛军攻陷京城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及诸皇子皇孙皇子妃皇孙妃仓皇出逃，太子李亨等皇子皇孙也在其中，而沈氏却留在长安，被叛军抓获，后囚于东都洛阳掖庭；至德二年（757年），以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等地，沈氏也在洛阳掖庭再次见到已两年不通音问的丈夫李俶。夫妻重逢的喜悦很快被紧急的军务打断，叛军虽丢失长安、洛阳等重镇，仍在黄河北岸集结重兵、虎视眈眈，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李俶还须继续征战，收复失地。历史的吊诡也正在于此，重兵在手的李俶并未派人将沈氏送回长安与儿子李适团聚，而是仍留在洛阳宫中，直到两年之后，降而复叛的史思明率军再次攻陷洛阳，沈氏就此下落不明。
尽管正史中的沈氏一直“失联”，民间野史传闻中却一直不乏沈氏的身影，株洲东郊仙庾岭，有仙庾古庙一座，故老相传，安史之乱后，沈氏辗转流落来湘，隐居于此，为周边乡民施药治病，而后得道仙去，乡人感其恩惠，特建庙以祀。得道仙去之说自属无稽之谈，然既建庙以祀，大抵彼时确有位来历不明的女子在仙庾岭周边施药医病、普济众生，至于是否就是“失联”的沈氏则不得而知，但也不是全无根据的胡编乱造，杜甫诗《江南逢李龟年》中的李龟年，原是宫廷名乐师，安史之乱后流落湖南，意外与杜甫重逢，乃有“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千古名句。李龟年能流落到湖南，焉知洛阳城陷后“失联”的沈氏不会也随南下逃难的人群流落湖南并隐居在仙庾岭呢？
或者说，株洲人民同情这位命途多舛的王妃，刻意为“失联”的沈氏续上一个相对光明的结局，至于沈氏为何对其夫、其子乃至之后的儿孙辈登基为帝后持续数十年的“诏访”不闻不问也有其内在的逻辑成因：长安初陷，包括自己的丈夫、儿子在类的大拨皇子皇孙皇子妃皇孙妃跟着老皇帝一起连夜出逃，自己却被留在宫中，又不幸身俘，在洛阳掖庭关了将近两年；好容易等丈夫率军打下洛阳，丈夫却没将自己送回长安与儿子团聚，而是继续留在洛阳，直到洛阳再次失陷……所谓的夫妻情笃，恐怕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帝王之家，又有多少爱情可言？感情基础既不复存在，便是贵为母仪天下的皇后、皇太后又有何意义呢？所以，终不如隐居乡间，施药医病中所获乡民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自能慢慢抚平过往的创伤，那冰冷无情的帝王之家，实在是没有再回去的必要了。这样的“觉悟”，不正是无数湖湘女子爱憎分明的个性所在？在某个层面而言，不也意味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而对包容大度的株洲人而言，是不会吝于将这样个性鲜明的女子视为自家儿女的。所以，沈氏隐居仙庾岭施药医病的故事才会在株洲代代传诵，那座后来改建的仙庾古庙也将这段故事刻石为记，以为后来者知。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株洲北郊九郎山脚下的王家大屋，这座历时数年建成、占地十数亩的豪华乡间别墅终于迎来了它的女主人——19岁的秋瑾。别墅系身家巨富的王家为避战乱而修，此刻便成了秋瑾与丈夫王廷钧的婚房。
在这座后来被秋瑾命名为“槐庭”的中式庭院里，秋瑾前后生活过七八年，既有新婚燕尔的夫妻情笃——好友王时泽以“伉俪甚敦”来形容这段婚姻——亦有与丈夫心灵不够契合的苦闷，这个印象来源于弟弟秋章宗的评价，“伉俪不甚相得”，姐夫哥虽“风度翩翩”，但“状貌如妇人女子”，自然与“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姐姐难有共同语言。两个彼此对立的评价并不矛盾，婚姻生活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琐碎庸常的柴米油盐与大相径庭的个人志趣往往纠缠太紧、难分彼此，更何况彼时的湖南“开全国风气之先”，维新思潮风起云涌，必然影响素有大志的秋瑾，尤其是在随捐官的丈夫王廷钧北上京城赴任，亲历庚子国难，睹山河故园之变，发出“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的呼喊后，终于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东渡日本，走上国人耳熟能详的革命之路。
也就在秋瑾赴日后的次年，时任湖南巡抚端方令各县遴选女学生送日本留学，通过考试选拔，共20名女学生获得首批官派赴日留学的资格，其中，就包括醴陵的张汉英和王昌国。让端方没有想到的是，这批被自己寄予厚望的女学生，在赴日后，大多走上排满革命之路，成为埋葬老旧王朝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也是清末民初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和执行者。
这批女学生赴日后被统一安排在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速成师范科学习，巧的是，先期到日的秋瑾与好友唐群英（衡山人，辛亥革命功臣，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亦在此学习，故国千里，地域的接近感让张汉英、王昌国等与秋瑾和唐群英很快成为好友，学习之余，常常结伴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思想也渐趋向排满革命，尤其是张汉英，不但报上撰文鼓吹革命、呼吁女权——张有文名，亦是清末民初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早期成员，醴陵籍同乡、报业巨擘傅熊湘赞其“颇以诗称，佳者乃似浙江秋瑾，顾常将大言，不甘作女儿态，去温柔之旨殆远矣”——更是身体力行，多次与唐群英等潜入国内策动会党起义，辛亥革命期间，又与唐群英一道成立“女子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募集起义所需物资钱粮，更难得的是胆色超群，在丈夫李发群因策应萍浏醴起义事泄入狱之后，只身以门生之礼拜会已擢升为两江总督的端方，愿代夫入狱，以换李发群出狱就医，尽管未获允许，感其赤诚的端方还是命狱卒解除李发群枷锁，并转至其他条件稍好的监狱就医。
相形之下，王昌国显得内敛一些，速成师范科毕业后短暂回国一年，创办醴陵最早的女子职业学校，而后再赴日本入东京女子高等学校师范科继续深造，并与同好创办“中国留日女学生会”，以互帮互助之法解决远渡重洋、游学异国的女学生们的实际困难，直到辛亥革命后回国，与唐群英、张汉英等一道，继续为女性权利鼓与呼。
1912年4月，在唐群英的倡导下，辛亥革命后各地蜂拥而起的女性社会团体决定合并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呼吁“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女子参政”的宗旨，时为湖南女国民会领导者的王昌国积极响应，并当选为教育部长，张汉英则为总务部长。也就在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公布，其第二章第五条“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之下，只称“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恰恰不提“无男女之别”，显然是对女子要求参政权的敷衍处理，女界代表自然不允，据理力争，一封封火药味浓烈的宣言、电告似檄文般投向包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内的政商界巨子，舆论为之大哗。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北京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由于反对党纲中未将“男女平权”一条列入，以唐群英、王昌国等为首的女届代表十数人赶到会场抗议，厉声斥责大会主持人宋教仁，宋支吾不能对，惹得这帮女届代表怒而冲至宋教仁跟前，“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时性子更烈的张汉英留守南京总部，未能并肩北上，若躬逢此事，场面当更为热闹。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下令强制解散女子参政同盟，高涨的革命热情陷入低谷，女子参政同盟星散，王昌国全心转入自己一手创办的中央女子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张汉英则回了醴陵，在自己多年前创办的醴陵女子学堂改组的醴陵县立女校任教，课堂上仍不忘向学生宣扬男女平等的女权观点，惹得一帮守旧的腐儒顽绅大为火光，四处诋毁，最可唏嘘的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李发群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张勋枪杀于南京……忧思重重，又兼教学任务重，本就身体不大好的张汉英被病魔击倒，于1916年咯血而亡，终年四十四岁。顺带一提，张汉英婚后多年未育，丈夫李发群在南京曾纳闵姓女子为妾，有遗腹子一，牺牲后由闵氏老母伴送回醴抚养，汉英喜夫家后继有人，视如己出，课余回家精心照顾，相依为命，对闵太夫人亦恭礼如生母。这好像与张汉英等一直宣扬的男女平权之理念相抵牾，其实也无需苛责，数千年来的封建礼教束缚远非朝夕间便能祛除干净，这种矛盾，或者说挣扎，正是张汉英那一代首次发出“男女平等”宣言的中国进步女性必须经历的转型阵痛，即便如此，也无损于其在中国女权运动史上的巨大贡献。
现在轮到回头说说王昌国的壮举了。上世纪20年代初期，湖南掀起一场全国瞩目的“联省自治”运动，颁布了中国第一个省级宪法——《湖南省宪法》，并将女子参政权正式写入宪法，这比十余年前的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高明了不止一星半点，尽管从日后的发展形势看，这部《湖南省宪法》仅仅具有文本上的意义，从未落到实处。远在北京的王昌国闻知消息，决定回乡参加竞选，哪晓得尽管宪法明文规定女子有参政之权，醴陵官绅把持的地方选举委员会却不肯将选票分与女选民，惹得女届代表抗议，双方大打出手，致7名女子学校的女生被殴伤。王昌国等乃集合千余人到醴陵县署力争，“三日不食，夜则露坐庭中。外间复时以危言恐吓，谓男界将不利于女子，女界屹不为动。县校女生尤告奋勇，每人手握一纸，书写自愿打死字样，谓如果有不测，各家长不得埋怨，校长教员亦未加阻止……”眼见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县署方面也只得妥协，“乃与区境董协商，准如所请。”醴陵女界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推动选举，引得益阳、宁乡、湘潭、衡阳等县女界争相效仿，大争女权。最后王昌国成功当选醴陵县议员和湖南省议员，妇女界如愿以偿，王昌国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省议员。
轰轰烈烈的湖南“联省自治”运动很快在军阀混战中落幕，王昌国重新转向教育，担任长沙务本学校校长，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乃回醴陵夫家定居，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于1954年病逝，但其参选议员的经历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为女性争权利者的坚定信念——权利，从来不是上方施舍给你的，而须经过流汗流血的抗争而来。
“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内有绞刑台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钟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行刑既毕，尸身20具并列于绞台之侧，男尸19具，女尸1具即张挹兰也。”
1927年4月28日下午1时许，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京安国政府以“宣传赤化、主张共产”等罪名判处李大钊等20名进步人士死刑，次日出版的《申报》以《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为题，详尽报道了本次荒唐的审判以及行刑的大致经过。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国人对李大钊就义前后的种种可谓了然于心，相较而言，与李大钊同上绞刑架的另外19名进步人士就所知甚少了，尤其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张挹兰。
张挹兰，1893年春出生在醴陵西乡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祖父是前清秀才，在家中开有私塾，不过在彼时的舆论氛围下，女子是没资格进入学堂学习的，醴陵最早的女子学堂还要等到1906年回国的张汉英来创办。好在祖父相对开明，耐不住幼小的张挹兰软磨硬缠，答应在每日私塾放学后教她读书识字，聪明好学的张挹兰埋首于书本，刻苦钻研，不过数年间，便成长为能写会算、远近闻名的“女秀才”。
辛亥革命后，在张汉英、王昌国等妇运先驱的鼓吹下，偏于内陆一隅的醴陵也涌动着女权独立的思潮，新式学堂亦招收女生，县城甚至有了专门的女子学堂，尽管在守旧人士看来，女子抛头露面出入学堂仍属离经叛道之举。此时的张挹兰已在家人的安排下嫁人生子，又在之后不幸遭逢丧子之痛，精神上的苦闷让她急于做点什么，于是离开夫家到县城的女子学校念书，校长正是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女子参政同盟的重要领导者张汉英，各种新思潮的洗礼极大开阔了张挹兰的眼界，也定下了张挹兰日后不遗余力为女子争权利斗争的基调。
1919年，为探求新知识，张挹兰北上京城求学，先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住校攻读一年后，为谋生计，又漂洋过海到到南洋的苏门答腊首府棉兰的华侨学校当老师。在南洋教书期间，张挹兰深感自己知识的欠缺，一年之后，又重返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继续学习。
1924年，张挹兰升入北大教育系学习。此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实现了改组，随即国民革命运动兴起。由于北洋军阀统治内部内讧不断带来的权力松弛，北京的革命形势渐趋高涨，而北大又是北京的革命中心。张挹兰在北大结识了李大钊等革命进步人士，更与湖南同乡、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结为好友。受他们的影响，张挹兰逐步改变了原先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开始热情地投身于大革命运动，即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1925年4月，张挹兰加入了国民党左派组织中山主义实践社，并加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后当选为中山主义实践社的理事。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党委的领导机关转入地下。为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开展工作，3月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共合作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由翠花胡同8号搬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旧俄国兵营办公。4月，北京特别市党部再次进行改组，张挹兰当选为执行委员。为了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决定在北京办一个妇女刊物《妇女之友》和一所职业学校缦云女校，作为妇女运动的阵地，张挹兰出任《妇女之友》主编和缦云女校校长，中共指派韩桂琴（即韩幽桐，张友渔夫人）担任《妇女之友》的副主编（一说编辑部副主任），他们的共同上级，正是张挹兰的挚友、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时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的刘清扬。
出任《妇女之友》主编期间，张挹兰编发了大量呼吁妇女解放的文章，还亲自动笔撰写了诸如《妇女运动述略》《新妇女的使命》之类的重头文章，不仅对身受多重压迫的妇女同胞表示同情，还号召广大妇女勇敢地参加救国运动，和全国人民团结一道，铲除国贼，抵抗列强，扫除旧社会的陋习，靠自己的努力换取平等的地位。显然，这样的呼吁比之张汉英、王昌国等前辈乡贤的主张又进了一步，不再只谋妇女个体的独立解放，而转而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鼓与呼，作为张挹兰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个老师，想必九泉之下的张汉英也会颔首肯定的吧。
相比这些理论大块头，个人其实更推崇张挹兰写的那些有关妇女新生活的科普类小短文，如刊于《新文化》创刊号上的《母爱之调节与其要点》一文，这是她应自己北大的老师、《新文化》主编张竞生先生之约撰写的。在这篇文章中，张挹兰提出了要“实行生育节制”的主张，还列举了避孕的多种措施，她认为这是解放妇女的迫切之举，文末更是提出“我希望今日之母亲，对于儿女开导性欲的责任，应与饮食住供给一样平视”，鲜见地将如今都有些讳莫如深的青少年性教育问题付诸笔端，自然惹得一帮“卫道君子”的口诛笔伐，连带刊载这篇文章的《新文化》杂志，也被彼时不少媒体批评为“宣传淫行”。可张挹兰仍是不管不顾，继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撰写类似的有关妇女生活方式的科普小短文，或许在她看来，争妇女解放这个话题过于宏大叙事，在女子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彼时，难以骤收奇效，而这些类似避孕、青少年性教育之类的科普短文，则可以实打实地帮助彼时的女性从不能发声的生育机器中解放出来，逐步拥抱相对进步的新的生活方式，革命嘛，两条腿走路，既需要摧枯拉朽的暴风骤雨，也需要润物无声般的潜移默化，一个都不能少。
1927年3月，刘清扬奉调到武汉国民政府工作，张挹兰接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之职，肩负起领导整个北京妇女运动的重任。刘清扬离开北京前，曾跟李大钊密谈，是否再次考虑吸收张挹兰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自然清楚自己这个学生的为人，也早就将其列入发展党员的名单之中，只是当时形势复杂，出于慎重的考虑，没有立时答复，希望她能在严酷的斗争中接受进一步锻炼和考验。
1927年4月6日清晨，反动军阀警察闯入张挹兰的家中，将其逮捕，几乎同时，李大钊亦在家中被捕。被捕后的张挹兰被反动军阀多次审讯和逼供，敌人妄图从她嘴里挖出更多的秘密，这个编外共产党员却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一贯的高尚情操，始终守口如瓶，没有吐露半点机密，也没有使任何同志受到牵连，保持了革命的气节。
4月28日，反动军阀突然对李大钊、张挹兰等二十位革命党人进行紧急“宣判”，判处李大钊、张挹兰等绞刑立即执行。这场荒唐的审判，从开庭到结束，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宣判结束后，李大钊、张挹兰等就被押赴刑场，于是便有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
张挹兰牺牲后，其遗作《关于庚款用途的一些建议》刊于5月号的《新文化》杂志，洋洋洒洒数千字，都是建议用退款发展国家文教事业，老师张竞生并撰《哀女生张挹兰》一文附后，称张挹兰之死“可与古罗马争取共和的女英烈露克尼丝和清末的秋瑾烈士媲美！”
从争女性个体之自由到争国家、民族之解放，并为之献出生命，张挹兰并非孤例，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无数优秀的“巾帼不让须眉”的株洲女性为国家之独立、民族之解放挺身而出，抛洒头颅热血，她们包括但不限于在领取情报时被抓却始终不肯透露机密，而被敌人残忍杀害的年仅15岁的攸县女英雄张秋英，创办茶陵第一所女子学校并带领女学生积极参与革命行动而被杀害的妇运先驱谭道瑛，积极参与农运又隐藏身份为红军提供军事情报不幸被捕受尽酷刑始终不屈的革命烈士汪起凤……恕我不能将名单一一开列下去，在为民族求解放、为国家争独立的路上，株洲女性的付出与牺牲从未落过下风，据相关资料统计，仅茶陵一地，大革命时期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名录便有259人。
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上，独轮车碾过吱吱嘎嘎的声响打破了春日的宁静。推车的汉子一副常见的农人打扮，面色黧黑，嘴唇紧闭，显得朴厚而沉稳，车上是一银发幡然的老太太，并有两只硕大的木箱和一卷乡间并不常见的制式被卷。
这是1970年的初春，头戴“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两顶帽子的武汉大学原外文系教授袁昌英被学校限令离校，在“五七”干校改造的女儿杨静远好容易联系上母亲老家的远亲袁星山，将其安送回老家醴陵落户，这位离家数十年的游子终于在人生的暮年得以重返生养她的这片山水之间，尽管理由不是那么体面。
于熟谙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人来说，袁昌英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这位中国第一位留英女硕士，也是第一个将莎士比亚戏剧绍介引进至大学课堂的女学者，创作有《孔雀东南飞》《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人之道》《结婚前的一吻》《饮马长城窟》等10多个剧本，兼长散文小说，其作品至今仍为国外多所大学治中国文学者所研究。
当然，对于彼时的她而言，这些荣耀已不是最紧要，谨言慎行才是根本。好在乡风淳朴，乡邻们只当她是远游归来的老家亲戚，嘘寒问暖间也尽是久远的家族往事，这多少让这些年备受屈辱的袁昌英好受了一些，她甚至一度想重译《莎士比亚剧作集》，大批工具书和相关参考资料都搁在随身带回来的那两口大木箱中，只是到底年过稀寿，精力不济，这一壮举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但也不是全无收获，有位下乡女知青探知她的身份，专程上门来请她补习英文，恢复高考后，这名女知青被湘潭大学外文系录取。
相比袁昌英的隐忍谨慎，另有一些株洲女性则挺身而出，以清醒的视角指出路走偏了，并不惜为之付出哪怕是失去生命的代价。
彼时，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这让时为醴陵红旗陶器厂会计的汤玲瑛不能理解，经过认真反思，她将自己的困惑以《谁反对刘、邓、陶，我就坚决反对谁》为标题的大字报贴出，落款署名为“革命群众汤玲瑛”。大字报力举刘、邓、陶投身革命几十年的艰苦历程和丰功伟绩，痛斥林彪、江青集团打倒刘、邓、陶的险恶用心是造成人民与党“离心离德”。大字报贴出，不啻一枚重磅炸弹炸响，很快，汤玲瑛被控制起来，批斗、审问、游街、肉体摧残接踵而至，又被押往茶陵洣江茶场的劳改农场强制劳动改造，最后被地方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在劳改农场坐监的汤玲瑛依然“不思悔改”，在管教发下的写交代材料的纸张上，前后写下了7万余字的《反击与控诉》，由此又换来十多次的提审和五万多字的口供笔录。1970年3月4日，茶陵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将汤玲瑛执行死刑的报告经茶陵县人民法院报湘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省高院通过，经过万人群众大会宣判，汤玲瑛被枪决于洣江茶场不远处的一片小山坡上。
道路纵使崎岖曲折，但总会回到预定的正确轨道。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1979年10月9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撤销对袁昌英“历史反革命”的刑事判决，武汉大学党组织也在不久后对她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家乡醴陵在她诞辰120周年之际，为她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故居修复，纪念碑落成，传记《醴陵的孔雀——袁昌英》首发。
1980年5月，中共醴陵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干群大会为汤玲瑛洗雪沉冤；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汤玲瑛为革命烈士，烈士的遗骨从芳草萋萋的荒冢中清理出来，重新瘗殓，并举行隆重仪式，祭奠这位保卫党、保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献身的英魂。
往事已矣，回望千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逐梦途中，株洲女性奋发向前的脚步从未停止，她们是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南极腹地的炎陵籍女地质学家金庆民，是给中央写信要求将“知青在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计算到工龄中去”并得到中央批复落实，进而改变八千万知青命运的原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教师肖芸，是列车下舍身救出三个孩子而落下终身残疾却不甘屈服命运积极投入社会公益事业的全国自强模范戴碧蓉，是数十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赢得同事和乘客发自内心的尊敬的“全国文明企业先进个人”杨莉，是无数坚信“有一分热，便发一分光”的普通女性……
这星光熠熠的历史大舞台，总为她们而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