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肥的往事

肖又铮

在“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上世纪70年代，粮食生产十分重视肥料。可当时没有化肥，乡村干部便发动农民朋友广积肥料。

每年冬季，社员们上山修草皮，还要把田塍道旁、山脚刨一遍、刮层皮。然后将山上的草皮一担担挑到稻田的凼里。冬天里有一种肥源也很好，那就是挑的塘泥，据说肥效蛮高。不管天气多么冷，没有长套靴的男男女女，赤脚走进放干或车干了水的池塘，担起一担担沉重的塘泥，晃悠悠地爬上塘岸，又一步一晃荡挑到稻田肥凼里。回忆那艰辛，有农民朋友好似如今仍感到气喘吁吁。

每到春节才过几天，一场积肥仗又打响了。家家户户首先要在年前大扫除基础上，再进行屋里屋外大扫除，沟坑污泥、草木灰、陈灶砖、房间地皮土、肥莱土，都要统一交到生产队，再一律撒到稻田。尽管田里种了红花草籽作绿肥，有时队里派人拿起镰刀、弯刀到山上割嫩枝绿叶，踩到水田里。

你以为以上积肥办法够了吗？不。生产队派出强壮的男劳力，去城里大街小巷的厕所掏人粪尿。在公共厕所里的男性，听惯了社员用几米长铁瓢舀出粪便的声音，可吓得女同胞们闻臭而逃。当时，不少人听过刘少奇主席接见北京市掏粪工人代表的故事。掏粪的劳动，确实应受到人们尊重。但那时城里人遇见挑着大粪的人，就捂着鼻子走开；连他们饿了去买包子充饥，卖包子的女老板也敬而远之。

那时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公社召开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包括支部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会计、妇女主任，至少四五人），公社全体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全公社十几大队总共参加会议200多人。我说与其说开会，不如说是大积肥。通常会议规定，除每个人睡觉回家以外，与会人员早、中、晚三餐都在公社统一开餐。个把星期会议，公社几个厕所的粪池大满贯。每次闭会之后，后勤人员立即低价出售粪池里的“货”。卖得的钱，就用来改善下一次会议的伙食。否则，会餐不是南瓜、就是冬瓜。开几天会，就能买六毛四分钱一斤的肉，打打牙祭，有时有干部悄悄问公社负责人：“什么时候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那负责人立即会诙谐地反问一句：“你又想打牙祭了吗？”

当时，生产队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社员家里每一个半月交一次大粪。那是好热闹的事情：谁家挑来了大粪。必须有生产队长，会计、出纳、记工员在现场，评定等级，当然贫农组长、妇女队长也必不可少。只见队长用木棍在粪桶来回搅动，在场的人睁开眼睛，查看大粪浓度和颜色，即使臭气熏天，也有不少社员现场观看，人们七嘴八舌评议着、叫喊着……一旦发现谁以次充好，就会掀起轩然大波。有位邻居告诉我，队里有个家庭负担重、小名为“叫鸡公”的人，有一次用切碎的烂红薯捣成泥状，不断搅拌，掺入粪缸里。当会计从粪的气味，辨别出粪中的把戏，“叫鸡公”也不敢出声了。如今，还有人记得“叫鸡公”的这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