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国营粮店往事

那时在国营粮店买粮的市民

那时的国营粮店

“民以食为天”。上了年纪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带着“城镇居民粮油证”，拿着装粮食的布口袋（也称米袋）,到附近的粮店去买米。如果粮店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一定是粮店到了一批价廉物美的优质大米。

株洲作为交通枢纽，在民国时期，就有相当大的粮食交易量。彼时，除军粮和公职人员的粮油由政府供应外，市民所需粮食全部由私人粮行经销，连江西粮商都乘火车来株洲采购粮食。株洲镇当时的大小粮行主要集中在离火车站很近的堤升街，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亦在株洲镇开设华南米业公司，专做粮食生意。资料显示，1949年8月，株洲镇的粮行共有38家之多。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一定时间内的时局不稳，粮食上市稀少。机关、团体纷纷采购粮食，学校也规定学生以大米缴纳学膳费，居民存在“重货轻币”心理，也争相抢购粮食，粮商趁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国营贸易公司只得大量抛售大米，平抑粮价。

1950年10月，株洲市第一家国有粮店在解放西街成立，就叫“西街粮店”，只有4名职工。第二年全年粮食销量700公斤，第三年销量达1120公斤。

1952年，株洲市粮食支公司成立，管理全市粮站、粮店。这年，国有粮食业日销量多达7500公斤。

1953年11月，株洲执行统购统销粮食政策，还规定全市的工业用粮和商业用粮均纳入国营粮店销售。其间，先后建成了芦淞桥粮店、港口街粮店、中心粮店、结谷街粮店、钟鼓岭粮店、上月塘粮店等。这些粮店的开设主要在居民集中居住区。

1955年开始，粮食按计划供应，不像以前，你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粮票大行其道，全国粮票和湖南省粮票在市面流通，随后，株洲市也发行了相应的粮票。

1955年9月，株洲市人民政府公布市镇居民月粮食定量：特重体力劳动者为25公斤左右；一般重体力劳动者为20公斤左右；轻体力劳动者为15公斤左右；脑力劳动者为13公斤左右；学生和儿童根据年龄不同亦分有不同定量。

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大办人民公社食堂的影响下，城市许多用粮单位自动取消食堂定量，职工、家属可以敞开肚皮吃，结果造成粮食严重亏欠。其中株洲选煤厂食堂，24天时间便亏欠粮食2万公斤。

1960年遭遇自然灾害，全国粮食减产，粮食供应紧张，城乡居民都饿肚子。株洲市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应对：降低粮食定量、供应糙米、实行瓜菜代的办法。

早在1956年开始，许多中央及省（部）大、中型企业在株洲开工建设，人口剧增，为方便企业职工购粮，先后增设了清水塘粮店、白石港粮店、田心北门粮店、董家塅粮店、茨菇塘粮店、杉木塘粮店、荷叶塘粮店、宋家桥粮店、响石岭粮店、湘天桥粮店、贺家土粮店、铜塘湾粮店、荷塘铺粮店、向阳村粮店、白马垅粮店等粮食统销机构。

各家粮店售米的装置，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靠墙壁的一台磅秤上有个长方形木箱，墙上一个木漏斗在木箱上方。售货员拉开漏斗挡板，隔壁粮仓的大米便流进木箱，当磅秤达到所买的米重量时，便会自动关闭挡板。买米者则连忙将粮袋的口套住大木箱下方的漏斗口，售货员一拉下漏斗挡板，大米就全部进了粮袋，此时售货员会习惯性地再连拉数下连着挡板的麻绳，以证明木箱内一粒米不剩。

那时的粮店除了主营大米外，还经营部分杂粮，如黄豆、绿豆等有限品种。在粮食供应紧张的年代，粮店大量供应红薯，作为粮食的搭配，即每人的粮食定量中要搭配一定量的红薯，并扣除相应的粮食指标。有段时间还搭配过干红薯丝，家庭和食堂煮大米饭时，都要掺一些干红薯丝，饭煮熟后，上面是一层红薯丝，味道不佳。

1972年，市政府组织对全市各单位开展核实人口，核实定量，发现许多漏洞，收回大量粮食。

1977年，制定《株洲市厂矿、企事业单位职工工种粮食管理暂行办法》，职工按工种来确定粮食定量，职工的基本口粮（13公斤）到户，由所在地粮店凭证供应；工种定量补差指标到单位、到班组。

1985年，多渠道经营粮食的局面逐步形成，国企独家经营的局面彻底被打破，粮食市场全面放开。

1992年，停止和取消国家平价粮油供应，全国和各省市的粮票也同时停止使用。以上粮食政策的改变，给各国营粮店经营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些粮店实现承包制，并开办粮食加工厂、饭店等。随着私营粮食经营者的增多，国营粮店陆续关闭，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