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伯春墓志铭碑，清朝移民三代的日常故事 郭亮

湘东株洲，多江西移民，既与彼时政治、经济大环境息息相关，亦有个人发展层面的考量。

醴陵博物馆藏有一方清同治年间的墓志铭碑。碑文曾被收录进文史专家曹敬庄先生主编的《株洲风物志》中。尽管历经时代淘洗，碑上的文字多残缺不全，但仍忠实记录了一个家族移民三代是如何在异乡一步步扎下根来的，以及其高明的为人处事之道，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独身入醴

清乾隆年间，江西庐陵（今吉安）一黄姓男子拜别故土家人，一头扎向庐陵西向百余公里的湖南醴陵讨生活。

现有史料已无从稽考当年黄姓男子在醴陵从事何种行业，据碑文信息，男子是独身一人前来异乡打拼，幼子及妻仍留在庐陵老家生活。应该说，黄姓男子在醴陵的事业还算不错，庐陵老家的正妻不算，在醴陵又娶侧室，生了七个儿子，七个儿子又生了十八个孙子。

且说黄姓男子只身一人在醴陵打拼，正妻并幼子仍在庐陵老家，间或也有银钱寄来，供妻抚育幼子成人，且为其成家，并生下故事主人公黄伯春。后正妻辞世，丧事料理完毕，则将正室一脉子孙（即黄伯春父子）并迁往醴陵。

黄伯春，伯春二字是其字，其名因墓志铭之字迹难辨而无考——又字引篪，篪是古竹名，亦指古时竹制的某种乐器，成语“如埙如篪”即本此，字名“引篪”寓其高雅脱俗之节，且“例授儒林郎”——儒林郎是虚衔散官，有官名而无实职，却能与同阶职官平起平坐，也是当时士林中人趋之若鹜的追求——可见其读书有成，且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家行“孝悌”

黄伯春跟随父亲迁至醴陵定居，面对的是祖父在醴陵当地娶妻生下的七个叔叔及十七个堂兄堂弟。几世同堂的一团和气毕竟只是道德家们虚妄的想象，人多嘴杂，又各有各的利益诉求，多是在成家娶亲或者父母过世之后便分家另过，从庐陵而至醴陵的黄伯春及其父是外来户，自比不过自小便在醴陵扎下根基的七个堂叔。想必在其祖，也就是那个独身来醴陵拼下若干家业的黄姓男子死后也分不到多少家产，所幸分家另过之后的父子俩过得还不赖。一个可资佐证的例子便是，黄伯春早年丧母，来醴陵很久之后父亲跟前也只有他一个儿子，旧时讲究“多子多福”，人到晚年的黄父很想再纳一房妾室生个儿子，可到底不是件光彩事儿，虽有心而未敢行其实也，还是黄伯春体谅到老父的心意，悄无声息就替父亲纳了房妾……如果不是家产丰饶，寻常百姓家庭断不敢老年续娶妾室的。

在现代人看来，黄伯春替父纳妾固然符合“孝”之纲常，总归有些别扭；而在其父纳妾之后所做的事，无论于古于今，都可以称之为“孝悌之道”的典范。父亲纳妾之后生了个儿子，不几年便故去了。对这一对儿可怜的母子，黄伯春则以生母胞弟待之，尤其是同父异母的弟弟，不但日常督促学习，还给他娶了媳妇儿，弟弟也争气，在长兄督促之下，顺利考取了秀才，到后来分家的时候，也不恃强凌弱，而是尽可能公平地平分家产，族中父老没有一个不信服的。

出重“礼义”

在家行“孝悌”，出门则重“礼义”，黄伯春虽是富室，却无半点纨绔之气，日常生活总是尽可能地简朴，而款待师长亲朋却总是尽可能地大方。

书读多了的人总归有些孤僻，黄伯春也不例外，不大喜欢迎来送往的应酬之局。大多数时候，总是一人独坐着看书，经史子集之外，也看些及医卜地理之类的杂书，并且颇有心得。

当然，孤僻只是相对而言，遇有事关公众利益之事，尤其是公共福利事业，黄伯春总是第一个跳出来捐款捐物。道光丙戊年（公元1826年），醴陵发大水，渌江桥倾塌，黄伯春便买了六艘渡船方便乡民出行，所费资金，悉由自己一人承担。三年后，新履任的醴陵县令打算重修渌江桥，让醴陵城内的富户每户捐银百两，黄伯春一人便捐了一千两，乡人受其义气感染，莫不踊跃捐款，很快，渌江桥便得重修。

乐于公益事业，又是肯出钱的大户，照时下流行的政商关系，理应与公门中人走得近些才是，一是寻求政治保护伞，二可以通过衙门中人寻些经商的门道——古今中外之红顶商人莫不如是。可黄伯春却不这样，在醴陵城里住了几十年，一步也没迈入过县衙门大门，不特如此，为了避嫌，还在大比之年搬离醴陵城，从此不再踏入城门一步。黄伯春久居城内，虽不入公门，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又做了那么多善事，且有儒林郎之衔，要求个实职着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大比之年，想必也有不少劝他做官的朋友登门，只是他绝意仕进，想来不胜其扰，干脆搬离了事……

同治戊辰年（1869年）正月十七日申时，黄伯春病逝于家中，享年76岁；次年十一月初五日，葬于醴陵南乡乌石岭（今醴陵市嘉树镇荆林村乌石岭），并立墓碑，碑刻墓志铭由其堂侄黄文镇撰写，详述其生平始末；1989年，株洲市文物工作队、醴陵市博物馆在其葬处发现黄伯春之墓，同时出土的还有墓碑上所刻之墓志铭，两个甲子之后，这个江西移民三代的日常也为我们所熟知。

碑名：黄伯春墓志铭碑

材质：青石

规制：长58厘米，宽40厘米

年代：清

现状：藏醴陵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