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跃文：小说家的良心，不能在真相面前转过脸去

郭亮 整理

讲座结束后，是现场听众互动提问环节，与此同时，线上直播间也收到不少未能亲临现场的文学爱好者的提问，王跃文先生都一一作答。记者援引数条，草列如下，以为读者诸君分享。

问：曾有友人说，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师郑重建议他读《国画》，您对此怎么看：

答：中国古代君子，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必读之书是《论语》，他们相信半部《论语》足以治天下。若生逢乱世，想要出人头地，便读《战国策》和《孙子兵法》之类。乱世中要生存下来，非用策与计不可的。然而策或计用得愈多，人心便愈加险恶狡诈。中国人却偏要把心机曲折美化，叫做“城府深”，或曰“心思缜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国画》并非一部了不得的书。如果年轻人涉世之初真的必读《国画》，我愿诅咒它速朽！

问：我们很好奇，作为一名作家，您的个人阅读是怎样的？有重复阅读的手边书吗？

答：人的生命有限，我自中年以后把阅读时间看得越发珍贵了，所以绝不在非经典作品上花费太多阅读时间。经典作品会反复读，比如我会经常重读《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百年孤独》《卡拉玛佐夫兄弟》之类，每年保持近千万字的文学阅读量。

问：在讲求销量、粉丝量、点击率的当下，您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怎样的现实意义？

答：面对坚硬的现实，文学的力量是有限的。文学的救世作用不能高估，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野心。然而，文学至少可以用来思考，作家思考，读者也思考。人的大脑只要没有退化到丧失思维能力，文学就有其存在的意义。何况，文学的社会意义至少其狭隘的意义，它还有审美等多方面的意义。

问：您三十余年笔耕不辍，作品每出必爆，您创作的灵感来自哪里？

答：只是爱着文学，就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我浸染红尘日久，耳闻目睹，亲见亲历，胸口时常激荡起悲悯和哀伤。如果我是画家，也许会在画布上挥洒很多惊世骇俗的色彩；如果我是歌者，也许会一路行吟长歌；可我是作家，就写小说。我没有想过什么使命和责任，最多只是出于作家的本能。

问：您创作了这么多作品，也阅读过很多作品，您觉得，什么样的作品才是文学经典？

答：文学经典是时间追认的，这是铁律。经典是人类用漫长的时间共同淘洗而余下的文明结晶。人类的共同价值必是向上向善向美的，因而，文学经典也必须具备这些人类公认的品性。

问：您如何看待自己身上不断变化的类型化标签，比如“官场小说家”等？

答：有人读《国画》，说我是官场小说家；有人读《大清相国》，说我向历史小说转型了；有人读《爱历元年》，又说我向都市小说转型了；我写《漫水》那样的乡村小说也有不少，是否据此也要认定我是乡村小说家呢？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有所谓转型，只能说明我创作题材多样。但是，写作的过程，也是作家成长的过程。

问：从《国画》到《大清相国》，从《漫水》到《爱历元年》，您的小说作品不断满足着读者多层次的审美体验，您自己又是如何定义好小说的呢？

答：我心目中的好小说，首先它是真的，甚至比现实还真。所谓“比现实还真”，似乎逻辑不通，它指的是经过了作家对现实的提炼与祛蔽，呈现出一种本质上的真。这真中肯定有美善的一面，但也不能回避残酷黑暗的一面。小说家的良心，就是不能在真相面前转过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