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杰勃兴 代不乏人 西山三公祠碑记中的醴陵人文之盛 郭亮
碑名：西山三公祠碑 材质：青石 规制：高155厘米，宽75厘米 年代：清 现状：嵌置醴陵西山宋名臣祠内
如今的解放街街口
醴陵西山，非止有人文之渊薮的渌江书院，书院一侧的宋名臣祠亦是梳理醴陵人文之盛所不容忽视之处。
宋名臣祠，原名三公祠，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为祭祀南宋时醴陵籍的三大名臣吴猎、皮龙荣和杨大异而修建的，清光绪三十年（1904）改名为宋名臣祠。祠内至今仍存的《醴陵创建三公祠碑记》详述了建祠之始末，对醴陵人文之盛的描摹，厘清了若干流传有年的史实错讹。
“著县”醴陵
“醴陵，东汉县，西汉已有醴陵之名。高后四年，封长沙相越为醴陵侯……西汉已有长沙王子刘昌封国。汉制，封地不满一县者，有亭侯、乡侯，固无疑醴陵之置县在后，而封国在前也。”
碑文开宗明义，首述醴陵之历史渊源——东汉置县，西汉有醴陵之名，初为汉初功臣封国，后改封国为郡县——继而详述汉后封爵醴陵之历史名人：三国孙吴时的顾雍（三国孙吴丞相，因功封醴陵侯）、东晋时的恒蔚（东晋大司马恒温从子，父恒秘，为恒温三弟，官至中领军，曾与侄子桓熙、桓济谋杀幼弟桓冲，事败后被家族所逐；恒蔚系恒秘长子，官至散骑常侍、游击将军，恒温子恒玄篡晋称帝后，封蔚为醴陵王，恒玄败死后事不详）、南朝梁时的江淹（辞赋大家，少有才名，历仕宋、齐两朝，后辅佐梁武帝萧衍起兵抗齐，因功封临沮县开国伯，后改封醴陵侯）、南朝陈时的淳于量（南朝武将，初事梁元帝，随王僧辩平侯景之乱，因功封谢沐县侯；后归陈武帝，位开府仪同三司；陈文帝天嘉中，湘州刺史华皎联合北周叛陈，淳于量与陈将吴明彻等率军讨平，并降北周将拓跋定等，以功授侍中、中军大将军，进封醴陵县公……地方史志资料中，有误将“陈淳于量”断为“陈淳、于量”者，不确）。正是这些历史名人与醴陵之渊源，让醴陵这个当时远离中原文明圈的僻壤之地名声大盛——“遂为著县”。
到了南宋时期，醴陵名气更大。22岁的吴猎入岳麓书院，师事张栻，继受教于朱熹，“粹然为南渡后湖湘正学之宗也”，所以碑文中有“山水清淑，人杰勃兴，名业之盛，萃于南宋”的说法。
从文定公祠到三公祠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时任醴陵县学教谕陈寿纶拟议在渌江书院旁增设一建筑以祭祀吴猎（逝后谥文定），意在敦勉渌江书院生员学子，继承先贤吴猎的向学之心。但不知因何原因，此议并未施行。
次年，益阳人萧大猷出任渌江书院山长，陈寿纶再次提议在渌江书院旁修建吴文定公祠。除了山长之身份，萧大猷还与时任醴陵知县温锡纯有科考同年之谊，在资源调度方面无疑比教谕陈寿纶更有优势，因此，提议迅速通过，同时，各方面的资源也开始迅速向渌江书院调动。
也就在此时，渌江书院的生员们找到了新上任的山长萧大猷，建议在祭祀吴猎的同时，也应该将相去吴猎时代不远的杨大异、皮龙荣囊括进来，因为这三人同属醴陵籍，且“儒术宦业与其志节之皦然载在正史，弗能轩轾”。萧大猷亦很快通过生员们的建议，决议将文定公祠改为三公祠，并与教谕陈寿纶一道，倡议醴陵父老捐资修建三公祠，“城乡老宿绅富皆乐助，以速其成”。
光绪二十七年（1901）农历八月廿九日，三公祠动工修建，农历十一月廿一日修竣，耗时不到三个月，工期不可谓不快，且修竣而成的三公祠很气派，“高广有度，内为主堂，堂左右有室，降阶为前厅，翼之以房，与室相直”，非止占地颇广，还有阁楼，“可藏书，便登览。”据碑文显示，共耗资钱一千八百贯，余资则购置各种书籍，以填充楼上之藏书室，所有鸠工庀材之用度，皆来源于左近乡绅的捐资，可见斯时斯地醴陵父老对三公祠修建之支持。
与宋名臣祠有关的历史名人
醴陵三公祠自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建讫，迄今已逾200余年，其间迭有兴废。建成未久，因渌江书院生源日多，在祠内增设书院书斋，以“又新”名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废科举，渌江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三公祠亦于是年更名为宋名臣祠；1989年，宋名臣祠被醴陵市人民政府确定为醴陵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尽管已历经200余年风雨，宋名臣祠依然矗立在西山之上的渌江书院一侧，当然，外墙是后来涂饰过的，框架并形制，仍是200余年前的模样，尤为难得的是，由当年的教谕陈寿纶所题“宋名臣祠”之匾额，以及载有建祠之始末的“西山三公祠碑”仍是200余年前的旧物，据闻是文革“破四旧”时，当地百姓将匾额及碑刻埋在地底下，方才逃过浩劫，也让我们能从这方碑刻以及碑刻中所记之文字，得以更多地了解与宋名臣祠有关的历史名人。
按碑文所记，与宋名臣祠关联最密切的历史名人是吴猎、杨大异、皮龙荣三位南宋理学名臣；次之则为碑文之首所提到的曾封爵醴陵的王侯将相；再次则为时任渌江书院山长的萧大猷。萧大猷是清末著名学者，有《如园诗古骈文尺牍》、《天山南北考》、《续方舆纪要》、《如园诗集》等诗书作品传世，时人目为“江南才子”；然后是撰写此篇《醴陵创建三公祠碑记》碑文的时任醴陵知县的温锡纯，以散官之职入仕，任内勤勉政务，“庶民所知有声”，调任醴陵知县未久，清廷废科举、创西学，他极力协调，兴修湘赣铁路，排纷解难，政声甚织；再后便是书写此篇碑文的书家黄自元，以殿试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曾奉诏进宫为同治帝生母书《神道碑》，跪地悬腕书写，同治帝大为赏识，赐以“字圣”之称，一时名声大振，效仿者蔚然成风，渐至成其时社会上的通用字范……以此论之，此碑刻在书法艺术史上亦有其独特的价值。
除了前文提到的这些历史名人之外，碑文中亦隐藏了其时还未露峥嵘的一位醴陵历史文化名人的名字。在表彰完“城乡老宿绅富”踊跃捐资之后，撰文的温锡纯笔锋忽然一转，将“三公有祀之缘起”归功于“易生隆馨”和“袁生家普”，结合前文渌江书院诸生向山长萧大猷建议将杨大异、皮龙荣跟吴猎一并祭祀之事，当可知，易隆馨和袁家普两人便是当日建议的发起者。现有史料已无易隆馨之生平履历，想后来或泯然众人矣；而袁家普此人，则自渌江书院改新学后，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毕业归国后依例授法政科举人，民国成立后，历任北京中国大学校长、国立法政学校教务长、湖南省代理省长，云南、山东、安徽财政厅厅长等职。当然，彼时尚只是渌江书院一名普通生员的袁家普并不知道自己日后的命途境遇，更不会想到，自己日后有个女儿会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英国硕士学位的女性，并留下诸多文学经典，直至今日仍有学者孜孜不倦研究中——女儿的名字叫袁昌英——这大概就是后学如我等在故纸堆中翻检查询的最大乐趣吧！
未曾消失的小楼 李向军
四十多年前，我在株洲市一中就读。每天从家里去上学时，要跨过徐家桥，而后走过麻石条块铺就的解放街上，再往东走几百米就到校门口了。在这个路程中，总是要经过解放街上的一栋小楼。
那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它挤在一排风格各异、层次不同的老旧楼房之间，粗看并不起眼，但如果细细端详，还是会发现它的独特之处：屋顶为硬山顶，两端凸出的封火山墙像是波涛中起伏的船帆，当街的大门上方是一个晒廊，晒廊上的围栏排列着二十多个造型古朴、蓝白相间的栏柱——这种围栏样式在整条解放街都是独一无二的——大门里是二百多平方的大通间，堆放着木材、磅秤、手提钩秤之类的物件，当时，这里是一个衡器厂，我一位熊姓同学的父亲就在厂里面做事。
那时，我由于经常路过那栋小楼，看奇非奇，见怪不怪，对此也没有特别在意。直到有一天，老师组织我们学习陈昌奉写的一篇怀念毛主席的文章时，熊姓同学悄悄告诉我，他父亲说，陈昌奉曾跟着毛主席到过那个衡器厂。这一下，我就对那个衡器厂充满了神秘感。
陈昌奉这个名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熟悉，可在我们那个时代，却是响当当的名人。他在红军时期当过毛主席的警卫员，我们小学课本里有他写的《最重要的是工作》的文章，讲述的是红军渡金沙江时，毛主席在一个山洞里因陋就简办公的故事。这个故事至今都让我感受着伟人的力量。陈昌奉能跟毛主席去那个衡器厂，那就说明那个衡器厂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往事。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包括熊姓同学父亲在内的衡器厂人员以及周边的邻居都讲不清楚。他们只知道这个衡器厂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卖布的店铺，店名也有些拗口，叫“协丰长绸布店”。
几年后，我上了军校，有一天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从一本《中共党史资料》上读到了一篇访谈陈昌奉的文章。文章叙述了1930年9月，毛泽东率总前委机关一部由长沙白田铺开进株洲，并在那个“协丰长绸布店”楼上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的故事。这时，我才知道陈昌奉跟着毛主席到那个衡器厂的缘由。以后，我又多方查阅相关资料，逐渐还原了作为衡器厂的前身“协丰长绸布店”曾经有过的史称“株洲会议”的光辉历史。不过，毛主席当年开会的时候，那里还不叫“协丰长绸布店”，叫“恒和药号”。
1930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胜利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随即奉命攻打长沙。从9月初至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先后向长沙发动了几次进攻而未克，损失惨重。面对不利形势，毛泽东当机立断，因势利导，和朱德一起带领部队撤离长沙。9月13日中午，毛泽东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干部到达株洲中正街（即今解放街），下午，在街上的协丰长绸布店楼上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即“株洲会议”。
据陈昌奉等人回忆，株洲会议规模开得比较大，方面军下辖的各军以上领导大都参加了。与会人员有毛泽东、朱德、古柏、彭德怀、黄公略、蔡会文、滕代远、林彪、罗荣桓、罗炳辉、谭震林、朱云卿、郭化若等十余人。会议由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会议初步总结了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研究了红一方面军此后的行动方向。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作出了回师江西、进攻吉安的决定。此举排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干扰，使弱小的红军免遭覆灭的危险，同时，也开始确立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认识，继而为后来胜利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正是由于有了株洲会议作出的正确决定，全国几路红军此后都放弃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错误计划，从而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危机。
自从知道“株洲会议”这段光辉的历史后，我对那栋曾经作为“协丰长绸布店”的小楼充满了敬意。在部队的那段岁月里，每年回株洲休假，我都要到那栋小楼里去走一走，看一看，为的是更好地想象一下1930年9月13日的那个下午，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将领们是如何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不久之后，小楼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房，衡器厂因此迁出。昔日的繁华不再，但对我来说，历史的强音仍在耳边回响。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转业回到株洲，新家也搬到了解放西街的建宁闸旁，离“协丰长绸布店”那栋小楼不过300米的距离。带着“株洲会议”的情结，我经常在晨练和晚饭后散步时，到那栋小楼周围溜达一下，特别是当曙光照亮了小楼门前的解放街道、当晚霞映红了小楼屋后的建宁港水的时候，我总有着要为小楼唱赞歌的冲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株洲各方人士踊跃提出尽快修复“协丰长绸布店”建议，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些建议都在时光的流逝中沉淀了。终于有一天，也就是人类迈过新世纪几年后的一天，那栋小楼就在一片拆迁的喧闹声中坍塌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栋小楼从未在我眼前消失。小楼在1930年9月13日那个下午发出的声音，至今还在我心中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