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耕读本色

左宗棠

嘉庆十七年（1812）冬，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塅，祖父左人锦是穷秀才，以耕读为本，以授徒为业，父亲左观澜也是穷秀才，长年坐馆，教书育人，两袖清风，一怀明月。左宗棠二十一岁中举，此后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他内心不服气容或有之，但这宗苦闷终究敌不过另一宗快慰，他在京城的大小书肆淘到了一大堆农书和医书，竟如获至宝。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入赘湘潭周家，妻子周诒端温润贤德，不乏咏絮之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完全认同夫君以耕读为本的想法，卜居乡间时，她赋七言绝句一首以示道义上的支持。左宗棠退隐乡间，不肯出仕，周夫人并无微词，但她深明大义，十分了解夫君的抱负和才能。

从二十九岁到三十七岁，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坐馆八年，专授一徒，此徒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陶桄，也是左宗棠的东床快婿。在此期间，他将耕读为本的想法和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做到了有名有实。

“买山而隐，为苟全之计”，“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左宗棠并非口头说说、笔头写写而已。祖上只传下几十亩薄田，长兄宗棫去世后，他与二哥宗植不忍分割家业，就将田产悉数留给了寡嫂。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坐馆，每年束脩能得二百两白银，家中用度多方撙节，四年的积蓄足以让左宗棠了却一桩心愿。道光二十三年（1843），左宗棠相中湘阴县东乡的柳庄，购入七十亩土地，建成小型庄园，“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日与庸人缘陇亩”，植桑栽茶种稻谷，还喂了猪，养了鱼，鸡鸭成群结队，“别有一段乐意”。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为左氏家庙撰写新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年逾不惑，他仍然以耕读为本，认为“良农胜过贵仕”，“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

左宗棠自号“湘上农人”。他的语录之一是：“农为人生第一要务。”他的语录之二是：“治生自以务农为先务。果欲为隐居求志之处士，太平有道之良民，舍躬稼其何从乎？”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在家书中写道：“榜发，又落孙山。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这次出远门，他最大的收获仍是购买了许多足供探讨的农书，写信给周夫人：“他日归时，与吾夫人闭门伏读，实地考察，著为一书，以诏农圃，虽长为乡人以没世，亦足乐也。

左宗棠重视农耕，他特别喜欢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诗句——“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耕读者的惬意溢于言表。他有个见解与众不同：孔子训斥樊迟，孟子责备陈相，原意在于劝导学人立志要立大志和远志，并非说读书人不应当务农。由于后儒讲习不明，“遂至博极群书，不知五谷，宁奔走于风尘，而怠荒于稼穑，名为学者，实等游民”。古代大贤伊尹生于畎亩，诸葛亮躬耕南阳，务农有何不妥？左宗棠不仅喜爱干农活，而且编著了一部《朴存阁农书》，只可惜未及付梓就散失了。

道光二十五年（1845），左宗棠写信给恩师贺熙龄，汇报乡居生活，谈及农事，笔歌墨舞：“乡居不能不耕田。耕田有数善：岁入之数较多，山泽之利并得，可以多蓄庸力，可以多饲鸡豚，可以知艰难，可以习劳苦。……今居乡既久，乃益习其利。明岁亦督耕十余石田矣。世间惟此事最雅、最正、最可久恃，而人每不之务，实为可叹耳！”务农好处多，左宗棠的身板子较绝大多数书生更为硬朗，他敦劝挚友胡林翼去田间地头亲身体验，后者心存疑惑，咨询本家几位叔叔，都说这不是读书人修身齐家的良策，于是他就放弃了。日后，左公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位“救火队长”之一，吃了不少苦头，办了许多大事，活到了七十四岁高龄，相比而言，胡林翼体弱多病，只活了五十岁，未尽其才，着实可惜。

左宗棠以耕读为本，受益良深，其荦荦大端有四：一，知稼穑之劳苦，晓民生之艰难，日后他做封疆大吏，重民命、惜民力均出于自觉；二，以实学指导实践，以实践验证实学，力戒空疏，务求切实；三，收放自如，进退有据，进则能兼济天下，退则能独善其身；四，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经世致用，有根有源。由此可见，左宗棠大器晚成，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