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转兵”救革命于危难

“协丰长”绸布店，位于芦淞区解放街（原中正街），至今仍有碑刻显示位置，前身是一家叫恒和药号的药店，旧址已不存。 1930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在此召开，这次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的左倾冒险错误，作出了放弃攻打长沙、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江西转兵的决定，史称“株洲会议”。 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写道：“9月13日下午，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危机。”

一次会议，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一次严重危机

1930年9月13日下午3点，株洲恒和药号药店（后称协丰长绸布店）的木板楼上，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会议开始了。紧张的气氛笼罩会场，当沉默被打破，出现的是激烈的争论。主持召开这场会议的人，是37岁的毛泽东，他当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

“这场会议不同寻常。”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吴志平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具体研究、部署红一方面军撤出长沙之围后的行动方针——

“今后还打不打长沙这样的大城市？”

“红军往哪里撤？如何撤？”

……

吴志平说，会上争论激烈，在当时“立三路线”的影响下，中共中央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1930年8月23日，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推行“左”倾冒险错误的中央又命令其向长沙发动第二次进攻。与敌军对峙半月，红军多次强攻，造成不少伤亡，甚至遭遇了腹背受敌的危险。

此时，毛泽、朱德果断决定，于9月12日发布撤围长沙转移到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进入株洲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

经过5个小时的激烈争论，会议基本上统一了认识，作出放弃攻打长沙、进攻吉安的决定，并于当晚8时发出了《红一方面军攻取吉安的命令》。

吴志平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党和红军迈出了自觉抵制与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第一步，扭转了当时中国革命出现的一次严重危机，也为后来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它也标志着党和红军在中国革命的道路、红军的战略方针出现了重大转折。”吴志平说，“株洲会议”的召开，也对“红军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是工农红军在湖南三次重大转兵之一

3月上旬，春雨淅沥，芦淞区解放街上车来人往。来到街边一个文具店与烘焙店，只见街边的树下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碑，碑文显示，这里便是“株洲会议”召开的地方。

吴志平介绍，工农红军曾在湖南作出了三次重大转兵的决议，对挽救党和红军命运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提起这些转兵，人们往往记得1927年的浏阳文家市转兵，以及1934年的通道转兵，对1930年9月的“株洲转兵”，知道的人不是太多。

在吴志平看来，株洲转兵的实现，不仅挽救了红军和党中央因硬攻大城市可能遭受红一方面军全军覆没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得到了红军主力部队——红一方面军领导层多数人的赞同。

“这为后来克服重大分歧，统一红军思想，最终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解决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和革命道路，红军的前进方向及战略方针，中央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等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吴志平说。

参加“株洲会议”并最终做出转兵决定的人里，“大咖”云集。吴志平介绍，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中除毛泽东外，有6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4人成为共和国元帅，7人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军事家和追认为军事家。

抓党建优服务，便民服务走在前列

解放街的变化，住在这条街上的人都有目共睹。曾经的木质楼房，早已不见踪影，举目四望，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芦淞区建宁街道党工委书记朱国荣介绍，党建工作是他们的一大亮点与特色。支部建设点对点，去年党工委会议专题研究党建工作，以“党建+互联网”为着力点，构建88个网上“家园”集群载体，共推送“学习天天见”“建宁记忆”等红色栏目1188期。去年新冠疫情期间，组织党员签订抗疫“十带头”承诺书，71名党员冲上抗疫一线，并筹集慰问金5000元，捐款52680元。

朱国荣说，以党建领航，街道工作始终找准群众关注点、抓紧服务发力点。建宁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一件事一次办”综合窗口，可办理人社、卫健、工商登记等164类事项，成为全市首个可以 “一件事一次办”的街道，2020年办理各类业务700余项。

干事创业要走好关键的几步

寻访协丰长绸布店，我想起曾经一位哲人说过，人的一生，最关键的往往只有几步，那几步一定要走好。对于当年的工农红军来说，“株洲会议”实现的转兵是如此，对当下每个想干事创业的人而言，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