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就是写生活史

曹光辉

历史是激情的记忆，文学是个人的记忆，写小说，就是写“记忆”。文学走到今天，已成一种多元格局，而小说家们，自觉地揽了个活计：对人性的温馨感受与关注。且以平常心，写平凡人形状，写对生活的激情与感受，写出一部部生活史来，献给社会，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享受。

当今，物的幽灵，给文学带来严重后果，抵挡不住市场上商品文学的诱惑。一些“笔者”，可以不深入生活，不积累生活，关起门来搞创作，打开电脑找故事。找来找去，他们只找故事，不找人物。写人物和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似乎与他们无关。所以，他们在键盘上敲出来的“生活史”，故事少血肉，人物欠丰满，脱离现实生活，情节不够爱情凑，拳头床头加粗俗。码出的一部部文字，远离主流话语。

文学是“主流话语”。作家与“主流话语”错位，构成了文学。而且，写人的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东西。当贪婪的欲望泛滥之时，反贪文学便如期到来。反贪文学便构成主流话语的“生活史”。高行健在异城写反贪，被国内一些文人视为异类。他写的《灵山》，荒凉中不泛温馨。写人的活力，活力就在民间。他特别注重写人物，不只是从道德和社会的角度，不仅是好人和坏人的区分，他从审美的角度，从美学的角度，看人物，写人物，写生活史。这是小说家的眼光和使命。

小说家就是写生活史。首先是发现生活，而不仅是反映生活。小说家对社会有独特的观察能力和独特的发现了不得，仅仅一个陕西省，就出了两个这样的大作家。陈忠实写出了史诗般的长篇《白鹿原》，贾平凹写出了灵动美的长篇《秦腔》等。他们能把历史之根同现代意识贯通起来，能把时代精神同地方色彩给结合起来，能把文化传统同美学新潮融合起来。他们对历史对人生有独特的发现，就有独特的厚部头生活史。小说家在写生活史，小说家也是写历史。

一部“生活史”并非一部简单的道德史，它充满了一定的指向性，暗示性，多义性。列夫·托尔斯泰说：“写作艺术之所以好，并不在于知道要写什么，而是在于知道不需要写什么”（1853年12月6日日记《构思》）。这对写“生活史”的小说家来说，尤显重要。我们必须学会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真正地去发现真善美，鞭打假恶丑，真正体现民族前进步伐的历史。

写小说贯穿生活史的就是写人物。写人物就得注重从美学角度观察人物，写活人物。要写人物性格的“多面”，要写人物性格的“反差”，使鲁莽的更鲁莽，细心的更细心。画貌画骨，写景写心。写人物生活史，还得要千方百计跳出低级地讲故事，要恰到好处地用“闲笔”。著名小说家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名篇《受戒》，给中国小说家们的小说创作，开拓了一种“旁议闲述”的艺术手法。所谓“旁议闲述”就是写氛围，写氛围也是烘托人。汪氏的高明闲笔，使他著述的“生活史”精彩动人，醉倒读者，让人享受着个性鲜明而又风情万种的审美愉悦。

“生活史”是由各色语言构成的。小说语言的艺术，语言的美，是诗在诗外，文学在文学之外。语言之美，既来自文本，也来自生活。博学博读获得纯净的书面语言，广纳捕捉获得生活的质感语言。充满情趣的生活语言，富有地域色彩的民间语言，能使语境鲜活得如画如诗，能使人物的神姿、情态、动作仿佛历历在目，均产生强烈而感人的艺术魅力。小说家自己独特发现和书写的“生活史”，便更加璀灿生辉。

但是，如果放弃小说家的眼光和使命，关起门来搞创作，在电脑里找故事，远离生活的黄金宝地，不深入生活也不心入生活，那么你创作的“生活史”，无法“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