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岁的时候,大哥常常带着我,穿上草鞋,挎把钩刀,爬到回龙仙的高坳上去砍柴。大碗粗的杂木,兄弟俩一人砍断一截,下坡放溜,平路上肩,一百多斤的木柴压下来,脖子和肩膀磨得血红。
背回家后,田里土里忙活完的父亲抡起斧头,三下五除二劈开,搭架晒干,到了冬天,就可以烧火做饭。
没油,放酱油,米不够,加把红薯丝。柴火旺,照样飘香。
一顿饭做完,火塘里红红的木炭拥成一团。父亲小心翼翼地铲满一盆炭火,温暖着体弱多病的母亲,温暖着妹妹蜡黄的小脸蛋,温暖着低矮的泥土房。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得不饱,但是总有余香。
吃完饭,母亲甚至舍不得拉亮那盏五瓦的电灯,就着炭火红扑扑的光芒,给兄弟俩缝补着被山上荆棘挂烂的衣服。
母亲生大哥时难产,痛了一个星期,死去活来捡回一条命,但是落下一身重病。在那个经常饿得肚皮贴背的年代里,哪里还有钱去保养身体。
母亲硬撑着出去干活,不是晕倒在水沟里就是跌倒在茅草堆里,时不时摔得头破血流。有几回,差点把刚出生的我压在身子下闷死。
回龙仙的几位长者多次提醒父亲,像母亲这样频繁发病,一日三餐又吃不饱,随时都可能会出人命,要提早准备后事。
有一次连续暴雨,苍树龙的高坳上塌方,家里的自留山上倒了一片杉树。
大哥眼睛一亮,赶紧找做木匠的叔叔借了一把锯子,催着我一起上山。
按照大哥的要求,兄弟俩把黄泥堆里的杉树刨出来,用钩刀剐了树皮,再锯成两米多长一筒。
“从来没有哪个家里砍杉树做柴烧,要它干吗?”我一边使劲拉锯一边问大哥。
“这些杉树很直溜,又结实,弄回去还怕没用?”大哥满脸是汗。
“那么大那么重,回龙仙的一等劳力都背不起。”
“一个人背不起,就两个人抬。”大哥几乎是命令。
一筒木桶粗的杉树差不多有两百斤重。于是,大哥在前,我在后,兄弟俩抬着下山。
稍不留神踩着碎石,双脚就发软,几乎要跪倒在地上。
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一筒树又一筒树,兄弟俩咬着牙根,抬回了十几筒杉树,堆在杂物房里,像座木山。
原来,大哥琢磨着,要用这些杉木,为母亲做一副棺材。
大哥对父亲说,母亲虽然只是个斗大的字认不得几筐的农村妇女,但是万一哪天真有个三长两短,也要保证最基本的体面。
所幸,随着分田到户,温饱解决了。父亲由民办教师转为了公办教师,月工资由五块钱增加到了三十多块钱。我们三兄妹也先后考学跳出农门。这些越来越光亮的转折,为父母亲的日子补给了新的营养。
母亲心情连连升级,特别是吃了回龙仙采的几十副草药后,病情竟然奇迹般地控制住了。
如今,年过七旬的母亲虽然难免感冒咳嗽,但总算不至于在脆弱的日常生活中轰然倒下。
那副做好的棺材,几十年来一直安静地摆放在杂屋里,暗红的油漆色上,布满岁月的痕迹,不过依然散发出庄重和威严。
全家人也渐渐地淡化了这副棺材的实际含义,父亲甚至会把丰收的稻谷装进棺内贮藏。
命运多舛,世事难料。双亲还未来得及细享更多的晚年清福,奔忙在基层一线的大哥因为长期操劳操心,竟然患上癌症,而且到了无法做化疗动手术的晚晚期。
所有医生的结论都是无力回天,大哥很快进入生命倒计时,不到三个月,个子高大的他就瘦成了皮包骨,一阵风就把他吹得全身发抖。
“万一他倒下了,就用家里这副老棺材吧。我这把身子骨应该还熬得几年。”偷听到我们在一旁商量哥的后事,母亲提出这个想法。
仿佛是感应,大哥在最后的日子里特意交代:“我要是哪天挺不住了,不要动用母亲的寿棺。我出生时让母亲受尽了罪,走了之后不能再亏欠母亲。”
其实,家里瞒着大哥,已经请木匠师傅赶做了一副棺材。因为时间仓促,刚刷的油漆气味很浓,锃亮的红色,看上去像掺了血浆一样。
熬过四个月后,大哥含着泪水,手一摆,咬断最后一口气,溘然长辞。
直挺挺地躺在棺材里,他就像一根被病魔之刀砍倒的木柴,一切的过往,自此凝固、封存、沉寂。
大哥去世后,按照老家习俗,葬回了回龙仙。
寒冬来临,母亲每天一大早起来,依然要遥望回龙仙高坳上躺着的大哥,一边流泪一边念叨着:“崽哎,你睡在坳顶上,不会冻坏吧。”而后又走到杂屋里,看看那副苍老的棺材,好像还能看到大哥的身影、气味、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