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龙家牌坊并非砌成

王薛刚

按史载，我国古代牌坊的建设可追溯到唐、宋里坊（里坊相当于后之居民区）之门。在宋石刻《平江图》上就可看到这种坊门，旧时提倡封建道德伦理者，见某坊居民中出了什么“嘉德懿行”，有时就加以旌表其功勋、科第、德政以及节义等等，榜于门上，叫作“表闾”。所以有些坊门就成为一种具纪念性建筑物。它起初是木构建筑，明代出现了石头建筑的，就叫牌坊。《茶陵州志》明、清版本所记，也是明代才有石头建造的牌坊，形成一种牌坊文化。

茶陵牌坊州志仅记州立的，族立的要见各姓氏族谱。现能见的存刻本州志为明嘉靖四年（1525）版，按分类记事，牌坊置于“城池”篇中的“坊市附”，即附记城市中的一类建筑物，止于修志时共记牌坊44座，皆有其名，其中26座在牌坊名下用小字体，注上“为某人立”，如“神童坊为宋谭昭宝立”“学士坊为李东阳立”“会元坊为张治立”“进士坊为龙大有立”等等，以表彰他们的功名，让后人敬仰。18座仅有牌坊名，据一些曾见过的长者说，牌坊只其名，故未注者，是无法查清。但从其名仍可知是为某事或为某人而立，如：“兴贤坊，在旧学前”，应是为学校培养了许多乡贤而立；“弼教坊”“弼教”为“辅佐教化”，应是某人在这方面有其功名，立坊表彰。清同治九年（1870），茶陵古代续修州志，记牌坊49座，其中44座是照录明代的，仅增5座，全是嘉靖四年后为某人立。至于清代，至最后续修州志，为时长达226年，竟无一人有州立牌坊，至今是一谜团。

族谱记牌坊，据一些长者说，族立的比州立的多，包括贞节坊，如仅七总街，长不过百米，就有两汉白玉石贞节坊，后被推毁，是笔者亲眼所见。同治版州志记“节妇”462人，详述夫亡，遗下幼子而守节的117位，立有贞节坊仅4位，仅占0.034%。族立牌坊多，由于族谱散失、被毁也多，也无法统计，1993年《茶陵县志》仅记“龙家牌坊”，是全境内唯一所存之建筑物。

龙家牌坊，因龙家有4人被册封或诰封为“中宪大夫”衔，又名“中宪大夫坊”，为明万历年间（1573—1620）所建，清咸丰年间（1851—1861）复修，位今秩堂镇皇图村龙家祠前，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牌坊被游人写作报道刊于报刊，记于正式出书等，均有一让人诟病之处，就是说成是“用石料砌成”“全用石料砌成”“全用花岗石装砌”；“县志”则表述为“用青麻石分部制作，然后总装而成”。众人所见七总街两贞节坊和牌坊式“棂星门”（文庙前），都为非砌之物。“砌，用和好的灰泥把砖石等一层层地垒起”（《现代汉语词典》），是一个概念问题，最常见为建造房屋的砌砖墙，都是用石灰或水泥与砂和水调制为浆状砌墙，是人人最为熟悉不过的一个概念。

见如此之多说龙家牌坊为“砌”，为看个究竟，我专程去作考察，才发现是一种讹传或讹解。因所见之物的条石与条石、石板与条石相衔接处，无任何灰泥痕迹，而只见缝隙线纹，衔接处甚至连括须刀片也难以插入，应是一种暗式的榫接工艺。传统手工业中的木匠、篾匠、石匠制作中常常可见。“榫”，“竹、木、石器或构件上利用凸凹方式相接处凸出的部分”（同上词典）。俗曰：“公母榫”中的梯形状凸凹式的相接，可抗拉力。该牌坊构建复杂，底座4柱，成三门，主体门上为三层四接横梁、四大柱、中两柱、旁各一柱、构成二、三层，三层两旁柱稍小，每层往上收缩，均为条石横接、竖接构成，其相接均采用梯形榫。如两条石横接，一条石一端为凸出梯形榫，上底在内、端处为下底，另一条一端为凹入梯形，端处为上底，里为下底；若石为方形榫的叫对接，即插入，若是依梯形榫，梯榫先置上方，对准另一条石凹形梯口，下压，使之吻合，牢扣，成为嵌入的暗接，从外表根本看不见里状。

竖接仅摆为竖状而已，制作、衔接全同。板块的石额浮雕内容的《桃园结义》《三顾茅庐》《关公挑袍》《长坂坡》《甘露寺》《空城计》等三国故事的浮雕石板和漏花石板的嵌入，也为梯形榫。据“县志”载，高为12米，底座宽为11.5米，由于这种工艺凸凹部分要求十分工整，不能有丝毫马虎，衔接为一个庞大的整体，十分牢固，矗立近五百年而不变形，也不坍塌，体现出今天为之倡导的“工匠精神”。“砌成”之说除对“砌”的概念不清晰外，与其观察、判断失误也相关。另外牌坊不见砖砌，也是一种常识，《中国古代史常识》介绍就是如此。

古代茶陵牌坊不少，唯龙家牌坊能逃脱厄运实乃万幸，它不仅能成为研究茶陵牌坊文化唯一见证，而且在文化旅游中，让人穿行坊下，深深体验和感悟什么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才有可能去建设我们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