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为茶农站台引发诗案

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还朝，初为起居舍人，也就是“掌记天子言行，制诰德音，四时气候，四方符瑞。”（《宋史·职官志》），过起了“上樽日日泻黄封，赐茗时时开小凤”的生活，常常有皇帝和太后的赏赐，喝的茶越发精致。他在做中书舍人和知制诰时，每天要代表皇帝、太后发布各种奖励、慰劳、赏赐的文件，叫做“口宣”。

查检《苏轼文集》，涉及“茶药”的“口宣”超过了30条，可见，茶在当时宋朝内政外交、士民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无上尊荣的背后隐藏着随时袭来的危机，苏轼危立魂惊之中，竟然思考起“收身早晚回”的问题来。黄庭坚送双井茶给他，劝他抽身而出，归隐山林。苏轼似乎被说服了。但后来，苏轼苏辙兄弟，还是先后为“茶”站台，甚至一度把自己的人生境遇与为“茶”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熙宁、元丰年间，一群苛酷之臣经营四川茶马，变本加厉，到元祐元年秋，即有人上奏朝廷，言“陆师闵茶法为川陕所害，廉奏罢其太甚者”。

苏辙元祐元年官右司谏，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疏《论蜀茶五害状》。“乌台诗案”后，苏轼身陷囹圄，苏辙上《为兄轼下狱上书》云“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一语，即震慑于心，而同其情。但是苏辙当时所救者，至亲兄长。今天我们再来审视这篇《论蜀茶五害状》，发现苏辙的胸襟，由爱一人及爱天下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苏轼当年怜农，遭遇“诗案”，然苏辙之同情西蜀茶农，与苏轼异曲同工。宋之后，为三苏所立祠者遍布，香烟不断。

（原载《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