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烛泪

随笔

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

初春的一天上午，我跨进校门，看见一位年青的女老师在登记报到。她二十出头，中等个子，留着青年学生时尚的发型，圆圆的脸，雪白的皮肤，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说话通俗易懂且带有几分儒雅，使人感到和蔼可亲。衣着朴素大方，全身洋溢着青春靓丽的气息。

她就是新调来的易蕴玉老师。

一天上午，全校学生在做课间操，我穿着一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裤头是用一根带子系着。当我做到跳跃运动时，裤子掉下来了，屁股露出半截在外，在场的同学们顿时发出阵阵哄笑声，我哭了……易老师来了，她跑到我的跟前，连忙帮我系好裤子，一手环抱着我，一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洁白的手帕，擦干我脸上的泪水，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安慰我说：“不要哭，不要紧。”随后严肃地对同学们说：“笑什么？笑什么？继续做操，马上要上课了。”

从我家到学校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崎岖小道，还要翻过一座山顶，大约要走5华里的路程才能到达。中餐是从家里带着饭菜到学校统一蒸热后用餐。

有一天上学之前，我早晨在家没有吃饱，带的饭菜在途中就吃了，将装饭菜的竹筒藏在一个沙堆里。到了吃中饭的时候，我有气无力地站在一旁，傻乎乎地望着同学们碗中的饭菜，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口中的唾液一口一口往下咽。

不知什么时候，易老师来到了我的身旁，她亲切地问：“怎么啦，今天没带饭？”见我没有回答，她抚摸着我的头，拉着我瘦弱的小手，一边走一边说：“来，跟老师去。”

我随着她走进一间破旧简陋的住室，她拿来一副碗筷，把自己的饭菜分了一半给我。

1959年下半年，一场饥荒袭击中国大地。父亲因重度营养不良病倒了，母亲是旧社会过来的小脚女人，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我领到第四册新书，只读了一个月左右就失学了。

一个雪花飘飘、北风呼啸的上午，十一岁的我，挑着一担大约30多斤干柴到临近公社的钟佳桥墟上去卖。

易老师来了，她提着菜篮子远远地朝我走来。我想躲避她，可是她已经正视着我，并抢先开口问：“元亮，今天没有上学喽？”我支支吾吾地回答：“易老师，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读书了。”她没有问及我失学的原因，只是还像当年那样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望着那担柴说：“你把这担柴卖给我。”然后塞给我伍角钱。

她一边走一边回头望着我，突然转过身子，回到我的身边，将菜篮子里仅有的三个小桔子拿给了我。我手捧桔子，望着老师，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我将卖柴的钱交给父亲。父亲拿着钱一看就皱起眉头，奇怪地问我：“你这担柴怎么能卖到伍角钱？”“是易老师买了我的柴。”

三年饥荒过后，农村经济情况有了好转。

又是一天上午，易老师路过我家门口，父母亲拉着她进屋歇歇脚。

“这两年，家庭经济情况有些好转吗？我建议让孩子继续去读书。”“这两年家境虽说有些改善，但让孩子继续去读书，恐怕有些困难。他已经十四岁了，还从二年级读起，他会有些难堪。”父亲表示。易老师则说：“你就让他直接读高小吧。”并拍着我的肩膀，“我相信他会加倍努力的。”

尽管易老师为我在父亲面前讲了不少好话，可父亲还是没有答应让我继续上学。

易老师意在道别，父母亲挽留她在家吃饭，我急忙用双手死死地抱住她的腰，使她难动半步。她再次抚摸着我的头，手指不停地梳理着我头上的乱发，笑着对我父亲说：“这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可身子还是那么瘦弱，好了，好了，就在你们家吃饭吧。”

同年九月的某日上午，我照常看牛，然后，偷偷地到了本公社一所完小报到去了。回到家里，我将报到的经过告诉父亲，他并没有责怪我，只是长叹着气对我说：“你既然已经报到了，就去读吧。要记住你是去读苦书，你一定要苦读书。”

高小毕业后，进入初中。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生开始罢课，老师挨批，学校处于半瘫痪状态。父亲要求我退学，我只得黯然离开学校。

这时我感到有些苦闷、彷徨、迷茫，如站在十字路口，路在何方？我多么盼望易老师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啊！

说来也巧，后来我被保送到省内一所中等卫生技术学校学医，从此，我开始了职业医师生涯。

在数十年的沧桑、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在一番番春夏秋冬的征途中，童年时期那些可敬、可爱、可亲的老师基本上都见过面。可是，唯有我那位最亲爱的易老师自从那次分别后，就再也没有遇见过。

我曾多次打听寻找过她，但始终没有结果。

前两年与小学时的一位同学在一起回忆起孩提时那些老师，我说：“我很想见见易老师。”他告诉我：“你永远也见不到她了。”都说老师是燃烧的蜡烛，照亮的是别人，这不正好说的是易老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