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邓伟勇 通讯员/周立刚 康良田
编者按
这是一次人生信仰的洗礼，这是一次初心如磐的震撼。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株洲市委老干部局采取查阅档案、走访慰问、专题访谈等方式，对株洲离休干部及其家属进行采访拍摄，收集整理离休干部红色故事，建立“一人一档”红色档案，征集红色物件。
访谈过程中，离休干部用朴实纯粹的语言、豁达开朗的态度，讲述了投身革命、浴血奋战、艰苦创业的经历和感悟。现选取部分故事进行摘登，敬请关注。
1、张庆功：策马扬鞭勇闯日军据点
我叫张庆功，男，汉族，山西沁源人，1926年11月出生，1942年2月参加工作，194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3月，年满15岁的我，带着对日寇的满腔怒火和深仇大恨，毅然参加了八路军，成为太岳军区独八团的一名战士。1943年秋天，有一封重要信件，必须马上送到团部，领导综合考虑之后，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我。
当时我所在连队驻在一个叫马家村的地方，团部驻在马森村。从马家村去马森村，如果走直线，距离大约50多里，但必须经过沁源县城关日寇据点。如果绕过敌据点，却是山间小路，足有100多里。时间直接关系战机，绝不能延误，我当机立断，决定选择直路，冲过日寇据点。
我带上二支20响快慢机手枪和两颗手榴弹，快马加鞭赶路。在距离敌军碉堡150米远地方，敌人发现了我，用机关枪向我扫射，战马拼着命地向前奔驰。我全身紧贴马背，心里对马说：“好伙计呀，冲过去就是胜利！”马儿通人性，一鼓劲冲过了敌人有效射杀区间，我长长地出了口气，摸了摸马脖子，好险呀！
跑到团部后，我带着政委的回信开始往回赶。心里琢磨着，如果敌人在路上堵截，那确实难以通过。于是临近城边时，我下了马，牵着马进到高梁地观察敌情。岂料，当真发现两个穿便服、挂盒子枪的人，在路中间转悠。
仔细一看，原来是汉奸“黑狗队”在盯梢。当时秋高气爽，高粱秆足有一人多高，我牵着马慢慢靠近敌人。在距离不到50米时，突然上马扬鞭，像离弓之箭一般冲了过去。那两个黑狗队员在后面狂追，我又朝后丢了颗手榴弹，随着手榴弹爆炸声响，汉奸趴在地上躲避，此时碉堡的机枪也在开火，可是我与战马已经跑出好远了。
2、刘义夫：兖州之战奉命最后一个撤退
我叫刘义夫，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27年11月出生，1944年8月参加工作，194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1月8日，新四军第一纵队受朱德总司令命令攻打盘踞在山东兖州的国民党军吴化文部。
作为新四军一纵八连党支部宣传委员，我冒着枪林弹雨用报纸糊成的话筒大声向敌人喊话：“新四军优待俘虏。你们赶紧缴枪投降，不要当蒋介石的炮灰，不要当吴化文的炮灰。”敌人根本不理，纸话筒被打好几个洞，还好没打到我的嘴巴。
当时战况非常激烈，直到天黑我们才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拉锯战一直持续到拂晓，因敌情不清，上级命令暂时撤军。当时龚指导员向我下达命令：“小刘，你已经是党支部委员了，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给你一个任务，最后一个撤！”
我拿着一支枪、50发子弹、4颗手榴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命令。等到大部队撤走后，在暮色掩护下，我迅速检视战场，猫着腰，观察四周，包括各个隐蔽处，确保伤员都撤走了。
天大亮，我准备撤退时，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了我，疯狂向我射击，打得地皮直颤。突然，我觉得有什么东西穿过了小腿，疼得钻心，我赶紧卧倒，就地滚进桥洞低洼处，粘稠的血液顺着小腿肚淌下来。我一看伤口，知道这是子弹贯穿伤，取出急救包，用纱布把伤口包扎好。
这时，敌人脚步声渐渐逼近，我借着地势，小心翼翼地移动，把自己隐蔽好，心里盘算着：“要是被敌人发现了，剩下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其余的全部用来打发敌人。”敌人不断地在这一带巡查，却没有找到我的藏身处，我忍痛挨饿，一直等到月出，终于与发起夜袭的大部队汇合。
3、刘汝玉：从山东沂蒙山转战东北长白山
我叫刘汝玉，男，汉族，山东平邑人，1929年2月出生，1945年6月参加八路军，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下令山东军区部队进军东北。在山东烟台龙口港，我所在部队乘坐临时征调来的帆船向东北而去，海面上激流涌动，波浪翻滚，在没有任何气象预报和导航设备的情况下，经过 10 天航行终于到达大连港。
然而在东北对日作战的苏联红军看见我们戴着国民党帽徽，感到疑惑不解，不让我们下船，部队只好坐船继续驶往大连东部几十公里外的皮口港，到港后我们把毛泽东主席画像高高举起，驻守港口的苏联红军欢声雀跃，热情友好地迎接我们，我部终于找到了栖息之地。
1946年2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向我南满根据地发起疯狂进攻，南满军区经历辽阳、本溪、四平、通化战斗之后，转入战略防御。
1947年1月，我所在部队退守长白山，在冰天雪地里饿了两天，靠吃草根树皮度过。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山上的泥土冻得像石头一样，战士们没有办法挖掘工事，就把雪堆积起来浇上水，一会儿就冻得像钢筋混凝土一样坚实，战士们在那里蹲着，鼻子、耳朵都冻坏了，有的战士冻死了，仍保持持枪姿势。窝窝头送到山上就变成冰坨坨，得用枪托砸碎了才能吃，有些连队揭不开锅，就到雪地里面，挖草根扒树皮。
经过近两年战争洗礼，1947年3月我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3月，我参加部队培训，学习爆破、排雷、架桥等，半年后由三纵调配到七纵担任通讯员，随部队参加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
4、 张宗良：坚守阵地被炸晕困在碎石中两天
我叫张宗良，男，汉族，江苏江阴人，1929年1月出生，1948年1月参加工作，1953年3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7月，抗美援朝金城反击战打响，我所在的130师驻守桥岩山，任务是死守阵地、阻击敌人。
为了夺回前沿阵地，美军派出飞机不计成本进行轰炸，漫山遍野空投炸弹，当时有一种子母弹，杀伤力极大，号称“一把抓”。当时，敌人炮兵、飞机轮番轰炸，山头都被炸平了，抓一把阵地上的土，炮弹皮比土还多。
上阵地前，每名战士都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在自己的军装和帽子里都写满了编号。我所在的390团在坚守阵地期间，白天利用坑道掩护作战，晚上抓紧修复坑道，坚决阻击敌人进攻。
我奉命担负侦查任务，潜伏阵地前观察敌军动向，发现敌人进行攻击，就给阵地发信号，阵地内立即准备战斗。在驻守阵地的第五天，美军又突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轰炸，我在天崩地裂般的轰炸中被炸晕过去。等我苏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被炸落的岩石困住了，用尽全力也推不开碎石。
就这样，我在岩石缝隙中待了两天。万幸的是，第三天，几名朝鲜老乡给阵地上送补给时发现了我，想方设法才把我解救出来。这次阻击战历时15天，130师以巨大的牺牲完成了坚守阵地阻止敌人的任务，为金城反击战圆满实现战役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5、白景高：抗美援朝战场勇救战友
我叫白景高，男，汉族，吉林通化人，1934年10月出生。1948年2月参加工作，195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5月，17岁的我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火线入党。回忆起火线入党前发生的一件事，我心里总是扑腾扑腾的。
那是1951年初春，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所在部队因人员物资消耗殆尽，奉命退出前线，转入朝鲜平安南道阳德郡补充人员弹药。当时汉江即将解冻，部队必须在第二天天亮前将前线伤员紧急转移到汉江北岸。
当时，我被安排在前线5连的伤员点，连队战况惨烈，出发前连队编制90余人，等我们去转移伤员时，只剩下不足10人。我负责搀扶转移一名腿部重伤的副班长，这位副班长个头很大，而我当时不满17岁，身板小，背不动他，只能搀扶着他缓慢行走。
由于天黑路滑，我们一不小心，一同掉进一个齐胸高炮坑，我勉强爬了上来，可是那位副班长因腿部受伤严重，当时只用简单方法止血包扎，没有麻药和止痛药，一动就痛得嗷嗷叫。那位副班长对我说：“小同志，你走吧，我会自己了断自己的，我不会给志愿军丢脸，不会做俘虏。”我想到自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要用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绝不离开，于是我继续努力施救。
万幸的是后来遇到团里背着伤员的测绘参谋，我们齐心协力，最终脱离险境。那个夜晚，我们一边相互帮忙背运伤员，一边躲避敌机侦察，摸黑前行，一刻不敢停歇，手上和脚底都磨出了血泡，终于准时赶到汉江边集结点。
6、杨茂生：跟随部队进军大西南
我叫杨茂生，男，汉族，安徽阜阳人，1929年12月出生。1949年6月参加工作，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于1949年6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第二野战军五兵团16军47师特务连5班战士。作为一名新战士，我随部队从安徽到福建，经过江西、湖南，沿途打了不少仗。
11月初，我们部队挺进到邵阳隆回时，接到上级命令，11月15日前必须赶到贵州。部队官兵日夜兼程，边行军边动员，喊着“打到西南去，解放全中国”口号，以每天百里速度抢先赶到贵州，立即投入紧张战斗。
部队一路急行军，从最初穿着草鞋跑，到后面光着脚板跑，战士们的脚上都磨出了血泡，休息时互相帮忙挑血泡，没有一个吭声的。连长发现我的脚肿了，就拿出一双他自己都舍不得穿的布鞋给我穿。
我们二野五兵团16军、17军、18军进军贵州占领贵阳后，全面分割包围国民党在四川和云南的部队，使其不能相互照应。在贵阳，我们部队缴获了敌人军需仓库，装备得到很好补充，战士们都领到过冬被装。
战斗中，我初生牛犊不怕虎，能吃苦不怕死，扛着机枪敢拼敢冲，英勇杀敌，荣立个人三等功，在庆功大会上获奖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支铅笔。
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奖品珍藏起来，舍不得用，将其视为部队对我英勇拼搏精神的肯定。当天晚上，部队组织战斗胜利会餐，大家边吃边聊，有人编了顺口溜：“我们的腿脚不简单，十天走了一千三，国民党吃了醋，冬天给我们发棉裤。”充分展现了我们部队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是靠着这股精神，支撑我们去战斗，去解放全中国。
7、张绍仁：战场上冻掉10个脚指甲
我叫张绍仁，男，汉族，湖南湘潭人，1929年6月出生，1948年10月参加工作，194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5月，我奉调到26军文化教导团学习文化。没学多久，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党中央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1月底，我随队伍乘火车到丹东，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进入朝鲜那天晚上的情景，我记忆犹新。当晚下了好大的雪，看不见人，气温零下30℃，战士们满身都是雪，脸上是霜，脚都冻木了。
美军飞机不断扫射、搞侦查，人在雪地里，目标更明显，我们志愿军行动都是选择在晚上。那时正值隆冬，为了尽早赶赴战场，部队每天冒着严寒急行军几十公里。一次行军途中，敌机突然飞来，一枚炮弹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爆炸，我赶紧卧倒在地，全身都是泥土，幸亏没有受伤。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借宿在朝鲜一户有热炕的百姓家中，淳朴的朝鲜百姓见我受冻，将家中仅有的一床棉被给我焐脚。由于气温反差大，我的双脚肿胀发麻，一觉醒来，十个脚指甲全部发紫掉落，脚趾“肿得像胡萝卜”。
这时集合号令吹响了，我心里想“没有脚指甲保护，双脚势必会感染，但军队不等人，再苦也要撑下去。我不能掉队，不能给队伍拖后腿。”我急中生智，找战友借了一双大号鞋子套上，忍着剧痛跟上大部队。
8、段忠乐：战斗打响前500余人，归来只剩100多人
我叫段忠乐，男，汉族，湖南炎陵人，1933年4月出生。 1949年9月参加工作，195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2月至4月，我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横城战役，我营奉命抓住战机发起鹤谷里战斗。我们营在鹤谷里地区行军到半夜时，部队接到团侦查员通报，前面发现部分敌军，团长命令我营跑步前进，必须全歼敌军。
我团迅速行动，不一会就听到前面不远处传来猛烈炮火声，战士们赶紧加快行军，边走边折路旁树枝杂草，编成圆圈戴在头上，互相插在背包上，全面伪装起来。
突然敌军四架飞机朝我军上空飞来，盘旋后就是一阵狂轰滥炸，敌火炮也一直猛烈狂击，构成了一道道炮火封锁线。部队迅速接近敌军阵地，一、二连快速形成包围敌军态势，并投入战斗。经过短时间的激烈战斗，一、二连将敌炮阵地消灭，缴获五门大炮和各种枪支，俘虏一百多名敌军，由一连派一个班看守下山，其他部队继续攻打敌军。
这次战斗，我们行军和战斗一天一夜，没吃一点干粮，没喝一口水，每个人全身都沾满炮弹炸起来的泥土和火药硝烟尘埃，满脸黑呼呼，鼻子眼睛都分不清。我们好不容易走到团部指定住宿村庄，安排房子，清点人数，发现全营五百多名战友，在鹤谷里战斗中牺牲三百多人，回来的一百多人基本都负伤了。
大家在集合场哭成一团，营长放声痛哭，哭得脑袋左右摆个不停，边哭边说：“我实在是舍不得我的这些好同志好战友呀！他们打起仗来多勇敢呀，多拼啊……”